罗斯玛丽的婴儿

影片改编自埃拉·雷文于1967年出版的同名哥特小说，演绎传统的宗教式善恶冲突。区别于直接对恐怖形象进行塑造的常规做法——将人们头脑中的恐怖具象化并放置于银幕当中，借助视听手段满足观众在现实中不能被满足的欲望和冲动——该片选择在心理层面做功，通过建构“被威胁”的女性形象作为“牺牲品”引发观众的内心焦虑、创造“心理恐怖”。

有别于其他“女性威胁”主题的恐怖电影中被妖魔化的强势女性形象，罗斯玛丽属于被妖魔入侵并被占用身体的弱者。被剥夺行动自由和“凝视”权利的罗斯玛丽全程被父权和家长秩序所压制，而受孕状态更加恶化了她的处境。她无法摆脱被他人操纵的现状，也无法主动验证阴谋的真假。丈夫和邻居日益亲近、友人的突然离世、向外界求助未果，不仅逐渐断绝了罗斯玛丽的获救可能，更暗中指向一场模糊的共谋。影片以罗斯玛丽的视点为主，配合刻意设置的视觉死角、封闭性空间以及人物梦境的再现，使观众的情绪被一同调动，甚至达到与人物几乎同步的地步，感知她所感知，焦虑她所焦虑，恐惧她所恐惧。随着无助感刺激焦虑的升级，高潮处（罗斯玛丽生产时）趋向完全的绝望。此处将进一步细谈的是影片对罗斯玛丽受孕时的梦境展示。如果说恐怖电影满足了人们清醒地经历噩梦的欲望，那么影片选择通过再创造“噩梦”来复刻我们在噩梦中的紧张和压抑，撒旦教的受孕仪式混杂了罗斯玛丽的精神世界形成了散漫片段，观众见证了这种不顺利的窥视和无法预知的冒险。虽然这些片段传达了大量信息，但仍让观众对当时所发生的神秘事件无法有明确的掌握。从这个角度来说，观众也经历了她的受难过程。

显然，罗斯玛丽式的“女性威胁”通过塑造一个女性受害者形象，逆向式地对父权社会进行了攻击（同时也再证带来威胁的女性和受威胁的女性都能暴露父权制度的问题），而这也折射了1960年代的美国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对父权制度的进一步解构与颠覆。影片最后，罗斯玛丽见到了潜伏在她四周的撒旦教组织，以及自己产下的撒旦之子，并选择接受了这样的结果。牺牲者彻底沦为失去自我的母亲，有罪的父亲从失格到消失，崇拜邪恶的教徒欢聚一堂庆祝，理想的社会秩序一去不返。此时切入这栋哥特式公寓的外景（开头亦有展示），整个社会的变动似乎已经在阴谋中展开，背后的危机感和担忧不言自明。借此看来，依赖于父权社会秩序的人们对女权主义感到恐慌并不是确切的表述，女权主义对社会秩序的动摇所带来的不稳定状态才是他们真正惧怕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