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玛丽的婴儿

罗斯玛丽的婴儿

如果你想在万圣节看一部恐怖电影，但却不喜欢血腥暴力和Jump Scary，我推荐你尝试看Rosemary的婴儿。上映于1968的电影《罗斯玛丽的婴儿》，一直被视作一部经典的惊悚片，在美国电影学会选出的百年百大惊悚电影中，名列第九位。电影讲述了一名在纽约生活的女子Rosemary，在和丈夫搬入一个新公寓后不久怀孕，之后怪事频发，她终于发现自己身边亲近的人都是魔鬼撒旦的信徒，而自己生下的孩子则是魔鬼之子。

这个故事在1968年代引发的最强的争议，主要来自于关于宗教。尤其是撒旦使出浑身解数使女主角受孕的场面，让部分宗教团体视本片为邪物。电影上映一年后，波兰斯基怀孕8个月的妻子遭到了邪教组织曼森家族的残忍杀害。这桩惨案也让这部电影增添了又一层恐怖和悲剧的色彩。但在55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部电影，让作为观众的我感到不安的，不再是电影中关于邪教和魔鬼的描述，也不是它所引发的血案，而是其所展现的社会对女性身体和子宫的争夺和入侵。尤其是考虑到，2022年时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出台的Roe v Wade，裁定女性堕胎并非宪法赋予的权力，关于生育和堕胎权的争议又一次引发了社会大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看《罗斯玛丽的婴儿》，就无法忽略其中所展现的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女性恐惧，即当女性的身体和子宫被当作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后，女性主体性的丧失成为了一种必然。此时，怀孕成为了一种对女性的入侵。

电影一开始，搬入新家的年轻主妇Rosemary，正处于一种即将开始新生活的愉悦之中。她装修得明亮温馨的公寓，就是她精神空间的具象表现。当这个公寓被他人不断闯入和干扰时，Rosemary的精神空间也受到了入侵，因此展现出不安/烦躁和焦虑。比如，邻居Mrs. Castavet 太太从第一次进入Rosemary的公寓后，四处打探，询问家具的价格。她尖锐的嗓音，和Rosemary的害羞腼腆形成了对比。代入Rosemary的视角，观众能感受到Mrs Castavet的Noisy。之后，Castavet夫妇不断地介入Rosemary的生活：让她喝下特质的草药汁，吃味道古怪的甜品，佩戴有怪味的Tannis项链，更换妇科医生。她甚至还带来自己的朋友，进入到Rosemary的家中后，像是主人一样坐在Rosemary的新沙发上。Rosemary对此感到不悦，却选择了忍耐。因为在遭到邻居表面的干扰的同时，她还在遭受一种更深层的入侵：丈夫Guy的存在和操控。

不同于对邻居们的抗拒，Rosemary对待丈夫的态度是全然接纳的，就如同她默认这个她自己装修布置的公寓，也属于丈夫。虽然她本能上很抗拒的来自Castevat夫妇们提供的草药/甜品和就医建议，但因为丈夫的不断劝说，她最终也选择了忍耐和接受。可以说，如果没有Guy的配合，Castavet夫妇不可能如此轻易地介入Rosemary的生活。因为Rosemary对于丈夫所代表的夫权对其身体和意志的入侵，是缺乏抵抗的。因此，即便在睡梦中遭到了强奸，Rosemary依然只是抱怨了几句。电影中，在Rosemary意识到事情不对时，曾经有几次将门锁起来，将Guy挡在房门外。只是这种反抗力量太微小，无济于事。在电影最后，我们知道了Rosemary的家和邻居家是联通的。这也意味着，Rosemary的公寓自始至终都不安全，一直都朝着魔鬼的信徒们打开。就像她的精神世界，早已因为丈夫的入侵而变得岌岌可危。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电影最后十分钟，撒旦的信徒们在聚会上直接承认了借用Rosemary生下魔鬼之子这一意图之前，观众都很难判断，Rosemary的恐惧，到底来自于一种真实存在的阴谋，还是如其丈夫Guy所说的孕期常见的精神失常。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最后的撒旦信徒聚会的情节，观众是不是也可以把整个故事理解为一个精神失常的孕妇的被迫害妄想呢？毕竟Rosemary所经受的恐惧，在魔鬼并不存在的现实中，也并不少见。婚姻给女性带来的压抑，窒息感和自我主体性的丧失，早已被塑造成一种女性必经的日常。正如歇斯底里症的发明，本身反映的就是对女性在婚姻和怀孕过程中所表现的精神压抑的误读。当Rosemary被医生告知继续忍受怀孕期间的痛苦，除了难喝的草药汁水，没有任何有效的缓解方法时，甚至也得不到他人的理解和关怀，就算没有魔鬼，她也完全可能在这种不被理解的痛苦中精神失常。

面对这种痛苦，Rosemary尝试过反抗，但最终失败了。因为她所对抗的，不是丈夫和邻居，而是一种孤立的处境。当她费劲力气查明真相，并逃到希尔医生处寻求帮助时，她以为自己终于获救了，但等待她的却是被丈夫带回家。电影中，希尔医生并不一定是魔鬼的信徒。他在Rosemary跑来求助时打电话叫来了她的丈夫，并非出自于一种对魔鬼的皈依，而是出自于一种厌女的观念：像Rosemary这样的已婚女人，是属于她的丈夫的。她没有能力作出自我主张，她的命运应该交给她的丈夫，这是为她好的一种选择。这种将男性视为女性的家长和监护人的观念，长期流行于父权制的婚姻之中。可以说，丈夫是婚姻中潜在的父，不仅统领着这个家庭，也监管着作为潜在的“孩子”的妻子。

所以，Rosemary的逃跑注定失败，因为她面对的是一个充斥着父权制观念的社会的围剿。在这个社会中，Rosemary被恶魔强奸只是她遭受入侵的最暴力的例子，说明她的身体如何被她的丈夫和邪恶的邻居为她打造的世界所囚禁。当逃跑失败，Rosemary知道了真相后，她依然被一种母性感召，选择完全放弃反抗并接受撒旦之子。撒旦和其信徒所代表的父权制，终于完成了对作为一种性和生育资源的女性的围剿。电影的恐怖感，也在Rosemary对恶魔之子露出慈母的微笑的那一刻，被提升到了更高的高度。因为在这一刻，作为独立个体的Rosemary终于彻底地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被魔鬼和父权彻底统治的魔鬼之母。

但我也想要指出, 电影叙述承认Rosemary的命运极其不公正，但无论从叙述上还是理论上，它都没有提供出路。魔鬼的胜利并不是因为他击败了女权主义，而是因为他统治着一个不存在女权主义可能性的世界。这个世界，Rosemary和恶魔之子之间的矛盾，反射的是父权制社会所定义的母性与女性的主体性之间的冲突。而电影中并没有给这种冲突指出任何可能的解决方式。除了毁灭或臣服，女性个体无处可逃。

而这种无处可逃的窒息感和女性主体的丧失，正是这部电影在55年后可能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于2020s的观众们而言，Rosemary不再是一部关于邪教的恐怖片，而是指向女性现实困境的惊悚电影。它清晰地向我们呈现了，当女性失去自主权后，怀孕如何会成为一种对女性的入侵。与此同时，电影也再次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女性的子宫到底属于谁？丈夫，国家，宗教，还是她自己？我相信这是一个值得所有2020s年代的女性观众深思的问题。因为其关系着我们在半个多世纪后，当我们面对和Rosemary相似的处境时，是否能够逃出生天，拥有一个坚不可摧的自我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