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利先生

---《Mr.foley》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解读。
《Mr.foley》由爱尔兰Galway电影公司旗下导演MikeAhern 与Enda Loughman以“D.A.D.D.Y”的名义共同指导，于2009拍摄的音乐短片。本片以别具一格的创意与影片背后黑色幽默的立意为核心，拿下了许多国际奖项，如旧金山联合短片节的最佳短片奖，并得到《爱尔兰时报》高度评价：《Mr.foley》也许是最富有想象力且怪异的影片。
A.D.D.Y导演在指导拍摄《Mr.foley》之前，大多从事于一些动画片和真人秀音乐视频，电视广告等项目的拍摄，此类商业性短片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这样的工作历史也为《Mr.foley》的一鸣惊人储存了丰富的“特色”与“经验”，过去，如此般“广告式”拍法极为少见。如盖里奇一类导演，也只是把广告的剪辑方式与特殊拍摄手法应用于影片。在《Mr.foley》的呈现中，节奏感较强的镜头剪辑，突出的色彩风格，可参与叙事的声音效果等别具一格，优秀的隐喻学符号等设计，都巧妙地避开了由于成本不足，导致的布景广度与深度的有限等问题。尤其是在声音这个元素上的巧妙设计与发挥，正式确定了影片的基调与立意：“声音”律动生活，可没人读懂乐谱。
《Mr.foley》所讲述的故事是，当弗雷先生在医院里拆下头上的纱布时，发现有一群演奏着音乐的“艺术家”们围坐在自己的床边，当他按下电铃时，发现他世界中的声音，由这群形影不散的“艺术家”奏响，当他捂住耳朵，世界便变成了无声的。弗雷先生无法接受自己的世界是由别人“演奏”出来的，极力逃离。在医院的顶楼上，他看到一只唱歌的小鸟，仿佛一切都有了希望，环顾四周他意识到——就连鸟叫声也是他人的“演奏”，他在绝望中跳楼而去...
在本片的声音效果表达中，不得不提的是音乐与音效参与叙事的特殊用法。在影片开始时，护士先后摘掉弗雷耳边的两团绷带，小提琴的声音也在此时渐进出现，宣告弗雷先生对于声音的“找回”。当他意识到周围的声音可能是他人的演奏，堵上耳朵时“艺术家”们动作的停止，音乐的戛然而止，包括最后一幕的鸟叫声，都起到了推动叙事和改变人物的作用，都推搡着主角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结局。在惯常的电影中，音乐的作用大多是“渲染”和“抒情”，抑或是如《La La Land》般划分桥段情绪和调整节奏此类作用。本片中，音乐很具创意性地承担了推动叙事的责任，也使本部影片像是一部“有声的默剧”或是“无言的话剧”，从这个角度来看，《Mr.foley》也有些许后现代主义的影子。
从“没人读懂生活的乐谱”的角度去解构这个概念，我们便可以从摄影风格中初见端倪：通篇类似于Log模式般的低饱和度色调，像极了电影前期拍摄时留下的，未处理的原片。影片中这一设计同样会使我们反思：是这个世界本就灰暗，还是我们和弗雷一样，都只是活在一场未处理的戏里？讲到这里，我忍不住想起一个名词“元叙事”，当弗雷发现自己只是一场又一场的“演出”中的主角，他会像《楚门的世界》里的楚门一样说出：“In case I dont see u,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good night.”吗？
在前文中我们解构了这部影片，究其根本，为了探寻影片所表达的立意，我们将要在此环节中利用隐喻学重组影片中的线索。在笔者看来，本部影片有强烈的反乌托邦意味，剧中人物弗雷先生也与法国作者阿尔贝加缪《局外人》中主角默尔索的形象有大同小异之处，对于体制和人们所认为的“自然惯性”有着天然的无法融洽。当弗雷在按下电铃的一刻，明白了他身边的一切都只是体制的一场戏，抑或是说，弗雷先生的一切都由他人定义，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我们每个人都是弗雷先生。幸运的是，弗雷先生成为了“清醒的逃离者”，不幸的是，弗雷先生成为了“清醒的逃离者”，当弗雷先生堵住了天台的“大门”，试图切断与体制“理性世界”的联系时，一只飞翔的鸟让他看到了希望：自由。可片刻后，他领悟到，自由的小鸟也只是体制的谎言，这个世界永远是一个“自由的鸟笼”。他如格非《褐色鸟群》中所描述的“那个女人我觉得已全力将她忘记，今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感到胸脯一阵阵抽搐。”人们在这种体制的催眠中找到一种暂时的“被需要感”，即存在的理由，但过了一段时间，人们退出当下的身份，以一种“不理智”审视过往的“被管辖”，便会感到“无家可归”的空虚，即发现存在的空缺。当弗雷先生以必死的决心面对体制的咄咄逼人后，他在绝望中发觉：在体制之外，必然有另一种体制笼罩着自己，他脱离了早先护士“歌剧般”的歌喉。可在这个全新的体制中，这种歌喉被“脱口秀表演”般的油腔滑调代替，我们只是钻进了另一个鸟笼罢了。在影片中还有一点可以证实这点：随处不在的底噪声。我们沉浸在体制所赋予我们的反宿命论中，一心妄想击碎命运的裹挟。但仿佛一切结果都从开始时安排完毕，我们只是在这样的必然中，充当了一卷磁带，演练着自己的人生。或是说，我们像楚门一样，就活在一场鸟笼中的真人秀中。
“理性”世界选择建构体系，忽略非体系的因素，以彰显人们对于研究对象的强压性力量，这种力量开始是面对自然而为的，而后被用在了人的身上。如果一切都可以“客观化”“对象化”，那么人本身也可以，于是人和自我也处于“对战”的境地，面临“异化”的过程，因此人开始有了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于“理性”“体系”的“逃离”。当人们发现，“理性”和“生活”密不可分，就连死亡也难以撼动时，这样的“反宿命论”便成了最不可撼动的“宿命论”，因此，人生的荒谬感便油然而生。
世界很荒谬，但我们可以奋起反抗。——AlbertCam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