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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是对美国的爱国主义与媒介的反思——我们可以这样概括：爱国主义的媒介宣传直接地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影片中大量地展示了电视、报纸的媒体宣传与酒吧青年对这些宣传的探讨，其中体现的爱国主义媒介宣传的典型特征在于，将“国”看做直接是一个整体、一个实体，一个有着自己的利益（这个利益天然地与民众的利益保持一致）、自己的目的和运动（一切国内的资源都应当天然地服从于这个运动）的东西，这样把“国”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对象。“美国”的代表是电视机前露面的总统，媒体代表的是“国家的意志”（正是在这种媒介爱国主义的观念总体中，国家才被认为自己的尊严和自己的意志）。这样，国家似乎成为了一个不可反对的、全知的对象，有利于它的东西被认为光荣，不利于它的东西被认为邪恶和不端。

这正是这部电影对越战的反思所在：只要这种媒介宣传、这种观念总体仍然存在，美国的爱国主义就永远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或者说，正是和主角一样看着电视、听着广播的酒吧青年的存在，支持着一个帝国主义的美国，就像绝望地盼望主人的德国人支持着纳粹德国。这些民众的存在，正是越战得以持续的原因，也是任何一场美国发动的非正义战争或任何一个反人权政策实行的原因。

正义的记者永远存在，但这些记者却与所谓爱国者的思想根本不在同一频道上：二者持有对“真实”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少数战地记者面对着战争的真实，而大多数的所谓“爱国者”却并不是不信任这个真实、而是根本拒绝这个真实，事实上是拒绝这个真实背后的“反爱国主义”、“反唯国家意志主义”的根本立场，他们生活在媒体构筑的世界中，他们仅仅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将所谓“真实世界”的可能性拒之门外。

这部电影对这个主题的表达、它的叙事结构却并不像所要表达的主题那样深刻：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全部配角的扁平化。酒吧青年的形象、战地记者的形象都太过平面，都很显然地为主题服务，没有自己任何独立性可言；更夸张的是士兵的形象：为了保证一个平民抵达最前线又安全返回，士兵承担了过多的情节的功能性，以至于作为受爱国主义信仰鼓动参军、却在前线遭遇信仰崩塌的这个本可以承担更多故事和精神内涵的身份，士兵显得像一群白板，僵化地扮演着“信任主角为中情局官员并帮助他”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