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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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말모이又名：义笔容辞(港) / 机密行动：我们的辞典(台) / 辞典 / Mal-Mo-E: The Secret Mission

分类：剧情 / 历史 / 地区：韩国年份：2019

简介：金判秀被戏院开除后，为了儿子的学费而不得不去行窃，不料却失风被抓，被盗的主人正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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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27

词典影评：暧昧的殖民时代：从电影《词典》说开去

这是一部很典型的韩式主旋律电影，类似《暗杀》、《国际市场》、《军舰岛》等片。电影的叙事手法并不新鲜，从小人物视角叙家国情怀，笑中有泪，讲述了朝鲜语学会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强烈打压下，秘密编纂朝鲜语词典、保存朝鲜民族语言文字的故事。
我的感怀并不在电影本身，而在于电影并未展现的殖民时代末期（上世纪40年代初）的复杂与暧昧。
对于朝鲜人而言，这段时期无疑是进入殖民时期后民族的“至暗时刻”。
三一运动后短暂的“文化统治”带来相对自由宽松的空气，随着浪漫大正时代的落幕一去不返，随之而来的是昭和前期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尤其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朝鲜半岛作为连结大陆的跳板，自然被裹挟进了战时动员体系。日本在朝鲜实施了严苛的统治，强制推行国语（日语）教育、创氏改名、关闭朝鲜语报刊，欲将朝鲜人改造成忠诚的“皇国臣民”。这便是《词典》所讲述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支撑整部电影的主线，是朝鲜语学会所代表的坚韧不折“抗日”分子，另一条不容忽视的隐线则是“亲日”分子，如在报纸上撰文鼓吹“内鲜一体”的尹致昊，被林先生泼粪大骂的李光洙、朱耀翰，以及男二柳正焕那位担任校长的父亲。这条隐线虽在电影中被一笔带过，以映衬前者抗日之决绝，然而若回归到殖民末期的历史情景中去，后者方是当时的主流。

除“亲日”之外，这些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因而不同于纯粹为了获取个人利益的卖国求荣（所谓“韩奸”），也不同于被胁迫无奈的亲日（如电影中为了救自己狱中的妻子而向日方保密的闽同志），而是深思熟虑后主动的亲日。
这种思想转向，或曰“变节”，显然无法简单归结为来自日本单方的外部压力，抑或这些知识分子个人的道德沦丧。
近年来逐渐跳出民族主义视角的韩国学界，针对“亲日”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主流的观点认为，韩国知识分子大面积由抗日转向亲日的转折点是中日战争的爆发。
在朝鲜知识分子眼中，这场战争是日本所代表的亚洲力量登上世界舞台的世界史时刻。作为朝鲜独立运动空间的中国国土的步步沦丧，以及借由战争再次感受到的日本帝国的力量，令朝鲜知识分子产生了“可能再也无法求得民族独立”之绝望。
可以说，曾经对于独立的渴望有多深，绝望便有多深；绝望有多深，变节的动力便有多强烈。以至于当时鼓吹废除朝鲜语、彻底同化的言论往往出自朝鲜亲日文人，而非主导皇民化运动的朝鲜总督府——时任第七任朝鲜总督的南次郎虽在任内强力普及国语（日语），但并未主张完全废除朝鲜语，甚至不止一次表示：“要尊重朝鲜人的特性。”（这并不是为殖民者说话，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忽视历史事实之复杂性）
电影中，男二无法理解早年积极抗日的父亲缘何“突变”为亲日分子，恐怕还是他还年轻，尚未尝受过父亲那般长久默默抗争而希望无觅的感受罢。

既然独立无门，朝鲜知识分子便转而追求成为日本帝国内部真正的一份子，“血肉统统化为日本人”，来消除朝鲜人长期所受日本人的歧视与压迫，真正摆脱“被殖民者”的身份。
正如李光洙在光复后的自我辩解：亲日是为了民族，为了消除“内鲜差别”。这种“亲日即爱国论”，便是片中男二父亲大声喊出的“变节宣言”。

当时日本鼓吹通过战争建设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等言论，更使亲日文人看到了摆脱“被殖民者”身份的希望。由社会主义者转向为亲日文人的印贞植在与汪精卫1940年的通信中如此写道：
“朝鲜青年将成为帝国的忠实臣民，助汝推翻蒋介石政权。自高句丽时代起就扬名海外的朝鲜武士的英魂，如今与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精神合体，必将成为新东亚的伟大推动力”。
他主张朝鲜人应积极参与侵华战争：
“朝鲜并非殖民地，而是基于“内地延长主义”的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将朝鲜青年送上战场，有助于朝鲜民众获取与日本国民的平等权利。”
这种逻辑细思极恐——只有通过沙场上的鲜血甚至死亡，朝鲜人方能成为真正的“日本人”。

对于另一些亲日文人而言，亲日思想则直接继承自传统的朝贡体制思维。譬如尹致昊认为朝鲜的理想模式在于，像苏格兰（而非像爱尔兰一般）被英国同化一般，真正纳入日本帝国。他提出的“内鲜一体论”，便在无意识中沿袭了东亚传统世界秩序观——从尊华到亲日（几乎毫不费力地无锋对接），无非是将从前对中国天子“德义”的认同，转向了天皇。
在我看来，朝鲜知识分子大规模“变节”虽发生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然而其种子却孕育于上一时期的“文化统治”，换言之，变节更是现代性怀柔的产物，而非殖民统治野蛮胁迫的产物。
当然，也有研究者主张“变节”的知识分子并非主流，更多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与封笔，因此不为人知。这些弃笔文人之无声抵抗，以及普通人之坚韧日常，绵密感人，却难以电影等戏剧化的方式呈现，有待历史研究者慢慢挖掘一一道来。

换一角度，对于日本帝国而言，电影中展现出其穷凶极恶之状，讽刺的是，恰体现了帝国的虚弱。反倒是大正时期在朝鲜放开报禁、让人说话的“文化统治”时期，方是日本帝国在朝鲜最为自信的统治“高光时刻”。
日本在三一运动后朝鲜人独立精神全未退潮的20年代，允许朝鲜语报刊掌握舆论权力，而在朝鲜人的抵抗性几乎完全丧失的40年代，竟做出废除朝鲜语报刊的决定。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用韩基亨教授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帝国的国力与气度因为在亚洲战场的疲于奔命而走到了尽头。
也正是因为帝国气数到了尽头，呈现出疯狂之态，我们才在电影中看到残酷的殖民者与英勇反抗的被殖民者之间鲜明的对立。
然而试想，如果日本并未迫于太平洋战争及中日战争之战线拉长而走向疯狂，如果“文化统治”时期再拉长十几二十年，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当下的韩国会否如台湾一般，对日治时期怀有陌陌温情？
历史容不得假设，却总忍不住教人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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