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醒龙

狱中的流亡者——林岭东电影《地狱醒龙》

王怡

我一贯喜欢看监狱片，因为狱中生活，是特殊的流亡状态。古时有一种刑罚叫做流放，和这种刑罚最搭配的地名，我们会想起西伯利亚。或者叫发配，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水浒中的沧州。但其实任何刑罚，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流放，流放于世俗生活之外，流放在人与人的关系之外。甚至就算不坐牢，只是“管制”、“监视居住”或者单处“剥夺政治权利”。对被罚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在人群之中的流亡生涯。因为人格中的某个部分，被吊销了执照。

流放，等于被迫的流亡，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惩戒。但如果说，犯罪的亚当被上帝逐出伊甸园是，人类第一次遭遇流放之刑，该隐漂泊在大地上，是第二次发配；凡亚当的子孙，户口都在监狱里，那么，人在自己中间设立监狱，就有两种可能了，一种是看守犯人中的犯人，罪人中的罪魁；第二呢，却反而可能是一个回家的机会。

不过通常来说，监狱是一个过分拥挤的流放地，是流亡生活与奴隶生活的重叠。无论一个人因何被惩戒，惩戒中的流亡状态都值得正常社会中的我们予以关注和同情。因为爱与惩戒，是法律正义力量的两极。在只有惩戒的情形下是绝对没有正义可言的，在我看来，这应当成为每个中学生的一个法律常识。

香港的黑狱片，除了《火烧岛》，就是林岭东导演在80年代的《监狱风云》系列最能触动流亡中的人性，尽管还不能与《肖克申的救赎》、《绿色奇迹》等美国影片相比。称赞好莱坞电影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似乎显得比较缺乏格调。但在几种电影题材和类型上，我一直认为好莱坞电影所达成的艺术与社会价值，是任何欧洲或其他国家的电影都相形见绌、甚至必须高山仰止的。简单列几种，就是黑狱片、政治批判性电影，和围绕揭露性案件的法律片。这些电影基本上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能拍、不敢拍、不想拍的。比如我们的导演，自然是想都不敢去想。美国的自由宪政体制能够为这类电影提供最大限度的表达自由和社会宽容度，因为英国电影业不争气，这条件几乎就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就像欧洲能够为色情电影提供全世界最大限度的表达自由一样。所以就算好莱坞拍这些电影时因为商业因素考虑而不惜牺牲一大半的人性价值，就像林岭东在好莱坞拍出的这第一部电影《地狱醒龙》（In Hell）。但我们还是必须知足，因为全世界已不可能有更好的东西给你看。

关于监狱和流亡的暗喻关系，我还要举两个证据。一是科恩兄弟去年的黑色逃狱片《兄弟，你在哪里》。科恩兄弟是以另类出名的，这部电影描写三个犯人的逃狱之旅，却出人意料的以荷马史诗《奥德赛》为蓝本进行改编。很多人后来抱怨电影中几乎压根看不出原著的故事影子。这种抱怨我们也可以在阅读了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尤利西斯是《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的另一种译名）后的读者那里听到。小说主人公在都柏林大街上的游荡，在精神上和奥德修斯的十年流亡是类似的。借用古人“大隐隐于市”的说法，可以叫做“大流流于市”。而监狱生活在本质上同样是一种漂泊。流亡不一定要去天边，孔明说“宁静可以致远”，那么苦难当然也可以致远。

另外一个想起我一位朋友，他写于狱中的诗歌《梦中逃犯》，其中说“周密的越狱计划，是从娘胎里密谋好的”。这就把我们一棍子打死，生命如白驹过隙，何尝又不是一场苦心经营的流亡。“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很多次逃亡／从家中，从路上／从社会制度的蛋壳或蛋黄／从被污染的饮用水里”。从这样的角度看，监狱片的价值和“东方时空”差不多，都是“浓缩人生精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地狱醒龙》的主角是尚格云顿，记得吴宇森刚去好莱坞，接连两部片子都是挑他挑大梁。故事与逃狱无关，是讲一个普通人如何面临绝境。如何在奴隶主一般的狱警面前，赢得尊严。一开始，云顿的抗争，是参与狱警组织的狱中拳击赛，以为夺取冠军、爬到流亡者中的最高地位，就可以结束人格的流亡。但他终究发现，这不是一个流亡者之间的议题，是流亡者与手执钢鞭的牧羊人之间的事情。他调整方向，也调整方式，从此一言不发，拒绝比赛。在云雨般的拳头下，他成了一个肌肉发达的甘地。赛场上这一幕林岭东拍得非常到位。从我的角度看，把这部片子也叫做《尤利西斯》，也未尝不可。甚至说，把《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直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即耶稣诞生之前的历史，称之为《尤利西斯》，或许更加贴切。

因为人类的历史，差不多就分两段。前面是希腊的神话，后面是希伯来的信仰。你不能错过开始，又错过结局。你也不能说花开两朵，各表一只。除非大地的上面，有被切割的天空。一只鸽子飞过去，橄榄枝没有用，要先办签证才行。

但宇宙中没有海关。唯一的海关，就是守着伊甸园外的天使。我们其实都在坐牢，唯一的释放证明，是十字架上的血，当“尚格云顿”发现，人的血是没有用的，他就停下来死都不打拳了。

2003-11-19<商务周刊>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