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被害者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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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很差

原名：誰是被害者第一季又名：谁是被害者？ / The Victims' Game

分类：悬疑 / 犯罪 / 地区：中国台湾年份：2020

简介：一名亚斯伯格症的鉴识官方毅任（张孝全饰），在一起诡异的命案中，发现命案的关键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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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05-11

谁是被害者第一季影评：转：如何用美剧思维做出接地气的国际刑侦剧

Netflix在《谁是被害者》孵化过程中终于吸取了之前教训，转换策略，采取成片购买并发行的模式，彻底当上了“甩手掌柜”，由台湾的制作公司瀚草影视完成从剧本到拍摄的内容创作流程，瀚草影视联合良人行影业共同投资出品。
瀚草影视创始人为曾瀚贤，推出剧集《麻醉风暴》系列和电影《红衣小女孩》系列；汤昇荣是总经理，去年《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汤昇荣担任制作人，这部剧由无差别杀人事件引发死刑量刑的思辩，亦成为成为影视作品落地现实思考的范本。该剧的出品人之一郭玉清，曾操刀制作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公司和主创团队均是制作经验丰富的一线生产者，作品经受住了市场和观众的考验，共同为《谁是被害者》的创作保驾护航。
从此剧的八集来看，分别为「指纹」、「报导」、「蜡烛」、「车站」、「刺青」、「遗愿」、「水芫花」和「伞」，其实一言以敝之，就是「起、承、转、合」，也跟俗称的「三幕剧」类似，前三集基本上就是宣示风暴来袭，一起接一起的连环命案，引领观众的想像与好奇心，成功做到了「起」与「承」，命后幕后的藏镜人则成了全剧的麦高芬，观众跟着方毅任和徐海茵，共同推敲。
社会聚集了千种样貌、百中姿态，都有命定中的难题，《谁是被害者》全剧以类型片包装，最终给了生命良善的出口，虽有过于说教之嫌，但却是情绪的释放，在极为抑郁的压迫中，替人性注入和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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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编剧访谈内容
瀚草影视创办人曾瀚贤在签下《第四名被害者》后，就让当时在瀚草影视内任职的导演徐瑞良开始着手改编。至于为何会有这样的组合，徐瑞良说起当时进瀚草的过程：「瀚贤会找我进来的原因很特别，是因为他看了我执导的《我的告别式》，那是一部非常走心的短片，情感很内敛，也没有玩什么形式上的东西，但他却看到了那里面有什么，所以他找我进来。他也跟我聊过，瀚草的定位比较偏向去做可以跟大众市场沟通的商业类型，他觉得一种做法是找本来就懂类型的人来做，但另一个想法是找可以处理很情感面、很感受性东西的人来学习类型语言会怎么样，他基本上是基于后者的原因选中我，觉得相对会比较有情感厚度。」
一开始原始的改编方向是把小说改成电影版，后来经历三、四个月后公司决定还是往剧集的方向做，徐瑞良笑说：「定八集是我不想要太长，然后也觉得可以好好说故事。我那时候就直接写了整季的大纲初稿，其实自己觉得很难看。制作人看完也是说蛮难看的，所以我就决定找帮手，找了舒婷进来。后来完全翻新一稿大纲，其实也是失败的，没有抓到情感内核，没有真的触动的东西。坦白说自己没有真的被打到，就会有一点说教感。」
于是分集大纲就在不断刮除再来、却不见起色的过程中慢慢渡过，一次比一次更崩溃，而且看不到究竟该往哪里走才能走出幽暗的山洞。徐瑞良回忆起那个灵光乍现、改变了剧集生命的那个夜晚，他带点神秘地说：「就在某次又是被打枪、很崩溃的晚上，我们要重新开始的时候，我跟舒婷先分开各自工作，然后舒婷那天晚上突然就把连续杀人背后的全新概念想了出来，这个梗出来之后，我们才真的感受到剧本的曙光。」（为免爆雷，这里不破梗，但这里这个梗指的是剧本第三集结尾时抛出来的第一个谜底。）
问起梁舒婷如何在那个魔幻时刻突然生出这个概念，她回忆道：「在那之前已经翻了好几稿，一直都是在写大纲的同时做大量田调，那时主要是着重在二手的文字跟影像，在相关资料的时候，最有抓到我的是鉴识科学类的东西，因为在犯罪类型下这是很好玩的元素，我读得特别有兴趣。我特别记得其中一本书里的一句话，大致的意思就是：『有些人活着时没人在乎，死的时候就很多人有兴趣』，我想是那句话对我隐约的启发，加上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最后想出这个概念，以及概念背后要讲述的故事脉络。」
在不断重来的过程中，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改编关键包括「记者」、「命案」、「找被害者」这几个重要的点，而这个概念终于带着他们把所有元素扣合在了一起。梁舒婷说明道：「前面几稿的过程我们都在努力一件事，就是不断在思考，我们用影集这么大的结构去讲故事，要怎么让故事一直有动力往下走，每一集又都有东西可以讲到内核。最后一版的大纲，我们终于有做到，让主角有足够多的线索可以找、足够多事可做。」
在创作过程中，编剧们也不断自我探索，梁舒婷进一步解释道：「很多东西我们是一边写、一边挖，很多我们那时在找的东西，到后来才发现自己在做什么。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核心感情是『脆弱』，大部分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脆弱，无法接纳、无法述说，对别人更是，这件事情我想透过剧去说，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这点。」
梁舒婷试图在故事跟角色身上找到更多跟自己的共鸣，她认为：「我把田野调查过程中我自己看到比较关心的议题，都放在受害者的故事身上。故事里那些疏离的情感，我认为有时候其实没有理由去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活下去，我觉得在关键时刻可以拉住他们的，只有跟人的连结，一旦那条线断了，就救不回来了。」
徐瑞良象是回想起过程中经历的复杂情感关卡，补充说道：「其实在写出那个大纲的时候，那也算是我们两个自己的生命正在经历的困难，就是要怎么去直视痛苦，去理解自己的跟他人的，还要能伸出手。那其实是一个很挣扎很痛苦的过程，同时感觉到非常的绝望，但在伸出手的过程中又会感觉到，又会觉得即使自己已经这么淹没在痛苦里了，我竟然还拥有这种力量，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