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

与其说战争是讲述某个政党或是某个利益集团之间纷争的故事，不如说抗战是讲述无数个有名，甚至无名英雄共同的抗战故事。《八百壮士》的导演丁玺善就是一个惯会用英雄展现时代的老电影人，在《八百壮士》之前，他还拍了一部片子叫《英烈千秋》，讲的也是国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那回事。在《战狼2》风靡，主旋律电影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的时代回望七十年代的《八百壮士》等片，可以说，丁玺善无疑是主旋律电影的老先驱者了。

抗日战争相关的题材国内不少，取材自“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一历史事件的，也前后拍了三部（分别是1938年应云卫趁着事件发生的劲头导演的《八百壮士》、1975年这次我们要讨论的丁玺善导演的《八百壮士》和2020年管虎导演的《八佰》）。事实上，在同类战争影片中，“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一事件，算是被表现得较多的了。那么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事件被诸多导演反复表现，在这些表现中又有哪些侧重点的不同？

本篇将从人物塑造、主题表达这两个方面，借着2020年管虎导演《八佰》的热度，分析一下1975年丁玺善导演《八百壮士》的得与失，以回答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

（一）人物的塑造

同管虎的群像书写不同，丁玺善导演的镜头对准了主要的几个人物，即谢晋元、杨惠敏、杨符瑞等人。用一句话来说：整场战事，是在一些英雄的领导下国军的一次顽强抗击。在电影的前50分钟，导演用大量篇幅铺陈了战争背景和人物关系——日本军队如何残忍轰炸、国军如何部署兵力、英雄如何安置家属等等。这些铺垫，为丰富谢晋元等人的形象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大场面的书写和谢晋元等人的性格塑造固然使影片具有了家国情怀和抗日激情，但是也恰恰因此忽略了群像塑造的重要性。群像的塑造，这其实是2020版管虎导演处理得很有意思的一点：他将诸多小人物的塑造和大人物的表现连结，影片的层次感也因此凸显出来，另外，小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惜命、胆小等等人性弱点在大环境影响后产生转变，更能让观众走近人物内心，从而产生共情和触动。反观丁导的《八百壮士》，主要人物的坚定、刚强、无谓、道义感是影片着墨处，譬如，林青霞饰演的杨惠敏一角几乎被塑造成了“完人”，下水救人、下水送旗等本可以用来更立体化表现人物的片段被机械化塑造为一个洋溢着大义凛然的伟光正形象。固然，这样的人物塑造会令观众产生“高尚感”，从而被打动，但与此同时，过于伟大的主角也会掩盖普通士兵在战争中闪烁的人性之光，换句话说，这不仅会让主要人物变得脸谱化，也会让整个军队士兵变为“战争的符号”——观众虽然会被主要人物的英勇事迹所打动，但却很难设身处地地代入剧情，也很难对影片人物产生认同感。

（二）主题表现

回到最初的问题，1937年上海抗战有许多英雄事迹，为什么导演却纷纷选择“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艺术化处理呢？这个问题很简单：一是这个事件本身的戏剧化元素（譬如杨惠敏送伞、升旗、苏州河观战等真实事件），二是这个事件背后的意义——不是抗战，而是象征。

甫一读这个历史事件，就感受到了无限悲凉。原本职责是为了上阵杀敌的战士们，却沦为给《九国公约》列强表演的演员，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也不过如此。最令人唏嘘的是，还没等九国公约会议召开，列强因四行仓库离租界太近而不满，于是威逼蒋政府撤回“八百壮士”，这场演给列强看的表演血渍斑斑，却草草收尾，不仅没有像国民政府预期那样在国际社会掀起波澜，最终，“八百壮士”在进入租界后也没有得到好的结局。四行孤军的壮举虽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反响，但是意外收获了国人抗日的无限豪情。在传媒的大肆渲染下（其中也包括1938版的《八百壮士》），国人的斗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回到影片，丁导虽然条理明晰地进行了故事的讲述，但显然没有抓住应有的“情”的抒发。在《八百壮士》中，“四行仓库保卫战”被描绘得英勇，但事件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味与苍凉质感则少了许多。另外，主角的台词光辉却刻板，使影片充斥着说教和歌颂的意味，人物的抗日激情有了，观众能接收到和平来之不易的信息，但是更多的情感体验，却是无从得到了。

1975的《八百壮士》的确在技术、人物塑造、情感表达诸多方面有欠缺之处，另外还有令许多资深军事迷诟病的战争常识性问题，但丁导的作品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描述的事件本身确实更具有真实性，且更能较为全面的展现事件的原貌。回溯影史，在主旋律电影尚未大行其道的七十年代，《八百壮士》也可以算是一部较为独特和先锋的影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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