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是陈凯歌较为冷门的电影。之所以冷门，是它处于陈凯歌导演作品序列中高不成低不就的层次。论高，有《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这样的神作；论低，有《无极》这样的奇葩。大多数观众对陈凯歌的认知，大抵在这高与低之间二者选其一，很难有人会提起他那些中层次的作品。然而就像某些比赛、评比在计算最后结果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一样，陈凯歌的那些中层次作品更能体现陈导的优点与不足。《风月》、《梅兰芳》、《妖猫传》是这类中层作品的代表。
以《风月》来说，一部电影的关键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它想传达的主题和情绪，故事是依附在主题之上的。那么《风月》到底讲了什么呢？是爱情悲剧吗？是这样，忠良直到大小姐嫁人后方知回头，可为时已晚。这爱，忠良悟得太迟，大小姐等得太久。爱的遗憾是影视作品重复的最多且不为人厌烦的主题。是封建礼教下对人性的摧残吗？是这样，庞家大院的每个人都被困在这个牢笼中，哪怕时已民国，即便在花都见识过各种新事物的忠良也摆脱不了少时给姐夫点烟，被奴役的压迫。以上主题，均有所指，但并无突出，未能给人以深刻的情感滞留。因为当你看完整部电影，捧起茶来品两口试图回味适才的影片时，你会发现陈凯歌的电影作品中，一方面他想表达的东西太多（哪怕在某个细节上都要体现导演个人精致的小心思），另一方面你又觉得他什么都没说，你记住的往往是情绪，而且是没有余温的情绪，就连这情绪都得分作品而论，有的作品可能连情绪都没有，空剩一堆文艺份子的长吁短叹。
这是陈凯歌的劣势所在。他的作品往往是个人表达凌驾于电影完成度、观众期许之上。这和第五代导演的兴起背景以及陈凯歌自身的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第一，第五代的崛起正值国家从动乱中走出，一切百废待兴，邓小平也提出文艺创作要“百花齐放”。当一个民族经历了一段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变动、灾难后，反思历史等主题占首位，娱乐反而居于其次。加上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体系是反好莱坞反类型的，瞧不上好莱坞成熟的叙事规则，也没接上中国老一辈导演通俗剧里头的趣味以及中国人骨子里“不拿事当事”的玩心，浮得太高，太沉重，艺术手法毋庸置疑，在那个时代，向世界展示了独属于中国的艺术创造力，影史地位无可撼动。但这种创作思路在市场开始完善之后，对大部分观众便显得枯燥，这是由经济地位所导致的市民心理变化，安定时代下，人们重又需要娱乐了。如何在电影趣味和个人表达上达成统一，成了第五代导演在进入新世纪后的一大挑战。第二，陈凯歌的出身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导演陈怀凯，比起同代中被评过“黑五类”的张艺谋和野路子出身的冯小刚，陈凯歌可谓是“天之骄子”，注定了其生来就是拍电影的。陈凯歌打小文学素养极高，好读书也会写书，出版过《少年凯歌》一书，里头的文章今日读来，亦能感觉到陈凯歌扎实的文学功底，陈导绝对算得上散文大家。然而电影和文学终究是两种表现形式，回到电影创作上，陈凯歌的这种文人气质是一把双刃剑，其时常用错了边。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让陈凯歌不能（估计他本人也不屑）像张艺谋一样探索电影的表现形式，视听感受，而是沉醉于诗人气质的个人表达无法自拔。当然，导演有表达欲是肯定的，没有强烈的表达欲当不成导演。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李安的文人气质并不影响他的电影，反而锦上添花。
陈凯歌的这把双刃剑，使用是否得当，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一个好剧本。《霸王别姬》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李碧华的原著和芦苇的改编。当有一个好的剧本作为基础时，陈凯歌的氛围营造和细节把握，是电影的加分项；当剧本单薄时，陈凯歌的表达欲就喧宾夺主了，时而会让角色说出不属于人物自身的话，而是导演的话。不是不可以，王家卫电影中每个角色的口吻大体一致，即流放，疏离，孤独和不安全感等属于现代人的特质。区别在于陈凯歌拍的大多是故事片，人物有性格，故事有起承转合，不似王家卫般的随性。在这种有一定规格的剧情片中，个人表达过大，又不能和角色达到自恰，是剧作上的失衡。
另外，陈凯歌偏好话剧风，无论是《荆轲刺秦王》、《风月》、还是《无极》，演员的表演和环境氛围的营造都趋向话剧。此法有利有弊，好莱坞早期电影由于电影这门艺术处于发展中阶段，技术有限，剧本构建和表现手法一定程度上是借用的话剧，尤甚者如比利.怀尔德。在这种技术有限下反而让创作者更聚焦于电影的故事本身，而不被过多的不必要因素影响，所以你现在回看好莱坞黄金时代的那些影片仍觉得饶有趣味，因为它更注重于一个故事的完成度，而这种完成度的构建，来源于话剧，如《满城风雨》、《育婴奇谭》、《彗星美人》、《欲望号街车》。昆汀承袭了这一点，昆汀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有话剧因素，《落水狗》仓库戏的崭露头角，等到了《八恶人》话剧因素更是成为整部电影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姜文是学戏剧的，《鬼子来了》、《让子弹飞》都有话剧基因，《一步之遥》走的更远，先锋派和荒诞戏剧的路子，大多数路人就都懵逼了。
以上提到的，对于话剧的借用，体现的是在戏剧张力的营造和戏剧性的设计上，陈凯歌注重的则是戏剧的表演形式。如同《哈姆雷特》中的“to be or not to be”，更多的是角色对个人内心世界的剖析或展露，是创作者借角色之口意图对观众述说的某种思想或思考。这种表演形式慎用。话剧是在舞台那一方寸之地的演出，观众只能通过演员的动作和台词来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不能有太多细微的表情、动作，因为过于细节的设计，坐得太远的观众就看不到了。所以大多数情况是像哈姆雷特一样，袒露心声，我们可以直接了解人物的所思所想，话剧的魅力在于台词，台词塑造人物，如老舍先生的《茶馆》。而电影，是影像的艺术，影像是用来让人观看，不是给人解释的。行为与动作使你最直观了解一个人的内心，留存解读空间，什么话都说破，便不好玩了。布列松、梅尔维尔都是擅长留白的高手。
《风月》中便有多段人物自白，大多是出现在张国荣饰演的忠良身上。述说着自己如何痛恨这个家庭，背负怎样的痛苦，或是我有多爱你等。这种台词宣泄在很多电影中也有，但得基于一定的情绪铺垫，建立在观众对人物感同身受的前提下，才有力道，在高潮临近前是常规，用多就滥了。好巧不巧，陈凯歌的表达欲和话剧台词形式一碰，如果没有先前说的好剧本作为支架，或是优秀演员作为台词的容器，整个段落易成为冗长的说教，陈导恨不得一股脑向观众解释，生怕观众听不懂。这个问题在《道士下山》中尤为失衡。
再者，话剧表演形式，对演员的要求极高，因为话剧的台词是艺术化的，超出生活的，你让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用莎士比亚戏剧的腔调说话，人家只会觉得怪，不会觉得美。这种美只能体现在文字上、舞台上。底子不扎实的人说起话剧腔来，给人更多的感觉是矫情。《风月》、《荆轲刺秦王》的演员阵容，无论是张国荣还是李雪健，都出色完成了任务，其气场和功底，使得人物与台词融洽，情节亦流畅自然。对于影片整体风格的塑造，起着不可缺少的点睛作用。而到了《无极》，演员班底是谢霆锋，张柏芝这样的偶像派，并不是说偶这些演员无实力，而是香港的表演训练和话剧的台词风格相距甚远，二者之间很难统一。故而那些原本便华而不实的台词从电影中人物的口中说出，更是显得浮夸、中二和矫揉造作。
当然，陈凯歌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可不是凭空而来。如我文章开头所言，这是一个长处和短板都很明显地导演。拿《风月》为例，陈导长处之一，在于氛围的营造，情绪的把握。这一点来源于陈凯歌本人对中华文化的深刻了解和独到见解以及文学素养打下的识人识物的底子。陈凯歌的很多电影，在环境基调上味道很足。《梅兰芳》前段新老两代关于京剧破与守的对垒，《妖猫传》中对于“大唐风流”这四字最具象化的呈现，《风月》里封建礼教下的压抑气息，皆是增添影片质感的妙笔。《风月》开场便是一道冷光对着一个低着头的小女孩，一个阴惨的画外音说着“鸦片”的好处，开局便阴森。“风月”片名二字是绿色，绿色是恐怖片中的惯用色调，旨在表现本片中，在鸦片的毒害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杜可风的摄影，是实现陈凯歌想法的一大重要利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庞家祠堂传接仪式上森然的压迫感、上海花街柳巷的艳媚、性爱场景的意乱情迷。陈凯歌的电影，在情绪，重氛围，场景营造上颇有一手，让你有明确的感知。就像一个好的潮州菜师傅，一口汤下去，就知道功夫在哪儿。
陈凯歌的另一大功夫，在细节。虽然在故事的大框架上，有时陈导的表达欲会占主导，但在细节处理上，陈导不含糊。《风月》里最可挖掘的，不是忠良也不是大小姐，是端午。端午在片中的转折，皆是陈导的精致所在。大小姐为了成为“女人”，把第一次给了端午，这场戏，拍得质朴，表现的虽是情欲，但你不会被影像所传达的内容激起一丝欲望，因为这场戏从内容上看，二人在此方面是明显的生瓜蛋子，过程是尴尬的，但也因为这种“不熟练的尴尬”，营造出了一种生活感，从生活感中点明了人物的最初性格及其后的转变，大小姐开场的单纯、端午的忠心与天真，皆是在这一场戏破的。这之后，大小姐许身忠良，然而忠良背信而走，独去上海，大小姐经历这一番打击后，神情恍惚，得有端午喂药才成。有一段端午给大小姐喂药的戏，大小姐每日的口中只念叨忠良，端午怒而摔碗，置气而走，这是电影中端午第一次对大小姐有叛逆倾向。端午的变化在某一层面上，又与忠良的经历相叠。二人都是礼教压迫下继而反抗的奴仆，只是结果不同。端午在上海街头迷路后，被各种身着艳服的小姐招呼，开始不自在，但回到住处后，便强暴了大小姐。这时的端午光着上身，大小姐身着洋服，两者的服饰和所处的位置与在庞家大院是截然相反的。脱离庞家大院的压抑，来到欲望之都上海。在连番拒绝小姐们的诱惑后，端午想通了，正好对应了忠良所说的那句话“上海是男人的天下。”（虽然他不曾听忠良亲口提起，但环境对人是有诱导作用的）。所以在住处的情况是，端午光着上身，这是在袒露男性原始的欲望，是征服欲和占有欲；而大小姐穿的是洋服有别于大院里的绸缎，原先是正统、威严的，现如今是艳丽，诱惑的。她在端午眼里，不再是大小姐，只是个女人；这里也不是庞家大院，这是上海。这一行为，是欲望使然，也是反抗使然。忠良的斗争对象，是姐夫；端午的斗争对象，是大小姐。所以忠良毒了姐夫，端午上了大小姐，这是对他们所受压迫的反抗，而他们皆换来了一记巴掌。影片末尾，端午梳起了和忠良一样的发型，忠良反而颓废了。端午的眼神不再天真，看到的只有狡诈。二人命运上的重叠，体现在导演对细节的铺垫和把握能力上。所以陈凯歌的那些中层次作品，往往也会有一两个出彩的人物或人物与人物相处的段落，人物单体是没有魅力的，人物与人物如何相互制约、影响，才是魅力所在，差异塑造个性。还有一个典型是《梅兰芳》中福芝芳与孟小冬关于“白开水干净”的对话，简洁有力，人物个体性格，彼此关系，暗流涌动的氛围，都立起来了。
近年来陈凯歌热衷于上综艺节目当导师，因在节目中所展现的精湛文采，对表演丝丝入扣的理解，对演员灵活的指导，故而圈粉无数。可见陈凯歌吃透了人物，但为何近年来的电影质量仍差强人意。结合上述的优点和不足，我们可以看到陈导在细节和局部的把握上可称一流，但他缺少对整部电影走向的把控，有佳句无佳章，影片最终呈现得效果，便散了点。本来他可以学张艺谋，用个人趣味在某些细节、转折处做些手脚，让观众暂时忽略剧情的单薄，但又克制不了表达欲，电影在观感上太实，剧本又华而不实，整部电影就萎了。从陈凯歌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编剧在一部电影中的重要性，这是现今中国电影界理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来，编剧对于电影的贡献，往往被忽略，急需更多的创作型人才。
说回陈凯歌，如果陈导能有一个好的剧本和克制一下表达欲，我相信他是能拿得出好作品的。有时反而觉得陈凯歌更适合当一个文人，写写诗，写写散文，文人的特质在于随心随性的表达，这恰好是陈导的个性。当文人的名望可能比不上导演，然而凭陈凯歌的文学功底，加以时日，不失为中国文坛一方巨匠。可惜，陈导还是在路上偶有偏差，过于“曲高和寡”，忘了电影本质是一门大众文化。唯有在综艺节目的授课中，才能让人意识到他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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