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不存在

最近我的更新好像进入了难产期，倒不是不知道想说什么，而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就比如上次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说起为什么“女性主义”走向了性别矛盾。我当时很想说说我的想法，但是怎么说好呢……于是我选择了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是我的家族传统，我爸就经常这样讲。在看电影这件事上我恪守传统，“以后再说”的电影不知道排了多少，但是滨口龙介的电影总是能让我现在就想说。

当《邪恶不存在》以一种命题的形式命名了电影时，势必会引申出对于命题的追问：什么是邪恶/善良？邪恶不存在吗？电影的内容自然也是对这些追问的回答。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部电影，这是一次滨口龙介与观众的对话，一个有关“善”与“恶”的提问与回答。

小时候我们会做这样一种练习，举出下列词语的反义词。善与恶是经常会出现的一组矛盾。在成年之后人们对于善与恶的理解不再那么平面化，它们之间好像总存在一种暧昧关系。就像最近上映的《九龙城寨》里，“四小强”在城寨内的殴斗行为是“除暴安良”，在秩序社会里他们就是“滥用私刑”（电影里主人公们殴打了一位家暴妇女的丈夫）。这种暧昧不清迫使人们开始思考善与恶的边界，在这个领域里最著名的研究者当属康德，对于那个暧昧不明的空间，他提出了区别于“矛盾”的定义：二律背反。

什么是二律背反，想要恢复其原初的暧昧冲击力是困难的。且让我们先回到《九龙城寨》，我想可以这样理解：二律背反并非是黑社会杀人放火，我助人为乐这种二元对立；而是在“殴斗”这一行为在不同框架下呈现出的两种截然不同观念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借助于“九龙城寨”这一神秘的意义区间而显现。就像《邪恶不存在》中的“乡村”，完美度假区的规划在都市人的眼中它是振兴当地经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好项目，但进入乡村时就摇身一变成了破坏自然、污染环境的坏工程。

如果用一组简笔画来展示矛盾与二律背反的差别，我们也许一目了然。矛盾是沿着相反方向的线性运动；二律背反则是莫比乌斯环式的圆周运动：当我们在现实一面走得太远时，我们就会突然发现，我们已经走向它的反面，走进了蓝色的模糊地带，在哪里是《邪恶不存在》主人公逃遁而去的“纯粹幻象的王国”；也是《九龙城寨》里龙卷风“魔鬼般地显灵”。

现在让我们来重新审视电影中呈现的“九龙城寨”与“村庄”：在实证领域它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实体，同时在符号领域也是某种无法成为经验之物的界限之维。经由这条界线，“除暴安良是不邪恶的、都市人的完美度假区计划是不邪恶的”形成的否定判断变成了不定的判断。换句话说我们在这条界线里遭遇了否定判断与不定判断之间的差异。

康德就是以现象性现实与本体性原质之间的对立，取代了表象与本质之间的传统对立。现象性现实与本体性原质之间的对立遵循完全不同的逻辑：我们的道德法则（显现为“本质”的事物）只在我们的有限限度之内，在我们置身其间的现象现实（九龙城寨内/外、都市/村庄）的领域内，才是可能的，才是能够设想的。

这一界限最终是康德式的，现实从来没有呈现其完整性：在它中间总是要裂出空白的彼岸，此空白是由纯粹幻象的王国/魔鬼般的显灵来填充的。

在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到《邪恶不存在》中来，且回忆电影中父女二人在电影中散步的终点——那片冻湖的彼岸，不正是那片远离尘世、宁静致远的幻想国度一次次地出现在电影画面之中吗。而二人最终跨越了这条彼岸，在向着“不存在”的区间渐渐隐去的过程中超越了感官的限制、善恶的界限，获得了“不存在”的道德尊严与自由。

也许我们在“不存在”的领域里走得太远，让我们回到邪恶的概念中来。康德对于“恶”的阐释以三种形式，在三个维度上表现出来。

恶的第一种也是最温柔的形式，是通过“人性的脆弱”表现出来的：我知道我的义务是什么，我完全认可我的义务，但是我无法汇集足够的能量响应它的呼吁，无法不屈从于“病态”的诱惑。比如学生清楚身份的义务是学习，但是总是无法不屈从于游玩的诱惑。

第二种形式的恶比较危险，它是第一种的倒置：在第一种形式的恶中，主体还对自己的义务保持了适度的了解，承认自己无力履行义务。但是在这里，主体声称自己为了履行义务而采取行动，它被伦理关切所驱使。而实际上呢，引导他的只是病态的动机。比如无比严厉的教师与家长，他们相信，他之所以折磨儿童，是为了教育他们成为更好的人。实际上在这里只是满足自己病态的虐待冲动。

第三种形式的恶最为糟糕，它要主体彻底放弃行为与义务的内在关系，把道德理解为一套简单的外部规则，理解为简单的外部障碍。社会设置这些障碍，就是为了限制人们满足自我的“病态”兴趣。这样，对与错的概念毫无意义，如果主体遵守了道德规则，他也仅仅是为了避免令人痛苦的后果，如果“能打法律的擦边球”而不被抓获就更好了。这种恶的主体因为做了某些残忍或不道德的事而遭受谴责时，最标准的借口便是：“这不违法吧。”

不过，还有第四种可能性“纯粹之恶”，它被康德排除了。被排除的原因正是康德把善与恶设想成了两种截然相反之物，而放弃了邪恶的二律背反。回到电影中来，公司职员之恶以与其完全相反的形式呈现出来。他们聆听村民的呼声，积极协调项目与居民的矛盾，他们的行为不再从外部与善截然相反，而恰恰成为善的内容。在此，公司职员区别于第二种恶的关键在于，虽然本质上都是通过自欺的形式，但是职员的行为驱动力是“非病态的”，甚至是违背自身利益的。回忆男职员放弃城市的生活习惯，主动去体验村民的生活方式的情节，可以说他为了劝说Omika成为公司管理员，把一切赌注都押了上去。

电影将整个邪恶运转的过程以一次电话会议的形式向观众完全敞开，使得我们清楚了整个邪恶的孕育过程。但是作为置身事外的Omika来说，其动机是难以察觉的。如果不是借助羽毛“魔鬼般地显灵”是无法把善与恶这两种对立且都在拼命使对方消亡的实证性力量，理解为其中一种力量（恶）采取了其对方的形式，从内部破坏了它。同时这里更不能被忽略的是，一切真相都过于一目了然会让人同时跌进“善”的陷阱。让我们再回到影片开始的地方。即，善恶发生转换的“村庄”/（九龙城寨）。之所以在这里发生意义的转换，并不是资本宇宙的无情逻辑，而是村民共同体们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心醉神迷。换句话说，电影一开始就已经给出了关于善恶得以讲述的视角，不就是那个在开场长达5分钟的女儿仰望森林的视点吗。这个视角已经把外部世界的残酷入侵，理解为了恶之根源。

这就是关于邪恶的二律背反，也是内部否定的全部逻辑。如果在这个领域里将电影进行结尾，我们可能会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村民们众志成城坚决抵制开发商对自然的破坏，两种力量在是与非的区间里纠缠不休。也是在这个内部否定的领域里，我好像看见了“女性主义”走向了性别矛盾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来自于外部的原因之二，来自于某一种类似于电影里“公司高管”的霸权，这种霸权得以运行的机制便是内在和外在否定之间的短路，即在“非恶—善”与“反恶”之间的短路。当我们将“反恶”与“非恶”的概念混淆时，我们就成了电影中的公司职员，“无知无觉”地行使着“纯粹之恶”。很欣喜，滨口龙介并没有陷入邪恶的二律背反。电影给出了一个相当振奋的结局。也可以说整部电影的全部冲击力之所在正是来自于结尾Omika扼住“邪恶”咽喉的那一幕。望着Omika带着女儿和生灵远去的彼岸之外，我好像听到了这样一幅画面：“我所见过的…事物你们人类绝对无法置信。我目睹战舰在猎户星座的端沿起火燃烧。我看着C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所有这些，时刻终将流逝。在时光中，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即使这一幕没有像《银翼杀手》里给出一个比“人”与“非人”的更浪漫的雨中和解，但是也更克制地向“反人”发动了足够决绝的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