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花巷

评分：

6.0 还行

原名：桂花巷又名：Osmanthus Alley

分类：剧情 / 传记 / 地区：中国台湾年份：1987

简介：高剔红（陆小芬饰）十二岁便失去了父母，十六岁弟弟亦死于意外，悲惨的童年经历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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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8-04-04

桂花巷影评：导演说

由台湾著名导演陈坤厚拍摄的影片《桂花巷》，影片中的主人公高剔红，在台湾电影女性形象中很具独特性。她既不同于《我这样过了一生》中温顺、勤俭、宽容的治家能手桂美，又不同于《玉卿嫂》中对情人热烈如火、忠贞不贰的玉卿嫂；她精明强干，还有些毒辣，但也不失善良，是一个一辈子总在“情”（欲）与“理”（利）中抉择，最终又总是为了“理”（利）而割舍“情”（欲）的女人。
影片主要是通过她与五个“男人”的故事，来表现她悲剧一生的。
第一个男人——阿海。剔红成为依附舅舅生活的孤儿后，并不甘落于人后。影片屡屡出现破旧小屋中她强忍疼痛，用力裹足的场面。这种争强好胜的心理，为她以后婚姻的选择做了铺垫。这时她生活中出现了第一个男人，渔村青年渔民阿海。影片采用含蓄的手段表现她与阿海的恋情：她弟弟阿江和阿海出现在门外，阿海看见院里的剔红停下脚。他故意大声和阿江说话，递给阿江甘蔗，阿江接过欲去，他又叫住阿江，又给阿江甘蔗，并大声嘱咐：“阿江，这可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哦！”镜头里出现剔红抿嘴而笑的情景。正月舞龙，阿海舞着龙头带领一群壮小伙当街表演。高处观众里剔红充满爱意的笑脸，阿海看到剔红，舞得更加起劲。在满空飘飘扬扬的火星中阿海显得十分辉煌。在这时，剔红有着亮丽的爱情，还没走向分裂扭曲的人格。可是，她弟弟突然的死亡使她命运发生逆转。目睹两次惨剧（她爸爸和弟弟一样死在海中），“打鱼的七分险”，她断然割舍与阿海的恋情，答应了本已拒绝的辛家婚事。于是，在阿海舞龙的那条街上，出现了隆重的迎亲队伍，满天飘洒的彩纸花雨还是那样辉煌，但主角却是坐在花轿里盛装的她。电影以平行蒙太奇手段，表现阿海撒纸钱的场面。阿海驾着小舟，在茫茫的大海上，疯狂地撒着纸钱，他悲愤的声音穿过汹涌的大海：“阿江，拿去花吧，将来投胎到富贵人家。以后我有钱，我为你烧王船。”当影片最后，剔红成了老妇，回乡看庙会，果然看到当年的阿海，从日本衣锦荣归，实现他当年的誓言：烧王船。
剔红站在庙门前，看着远处焚烧的王船，以及早已尽失当年风采，秃光了头发，同她一样满脸全是记录人世沧桑皱纹的阿海，她那混浊的眼里流露出的神情不知是喜是悲。这是命运的嘲弄，还是人生的荒诞？总之，她已是行将就木的老妇了。看来，这时的她已不必进行“情”（欲）与“理”（利）的抉择了，因为生命即将离她而去。
第二个男人——辛瑞雨。表面上看，辛瑞雨是个风流倜傥的富家少爷，郎才女貌，夫妻恩爱，似乎这场婚姻没有什么冲突。但因为这场婚姻首先是以经济、地位等社会化因素而非个人情感为前提，即是在贫苦渔民与富家少爷之间的选择，便使这场婚姻披上悲剧色彩。
《桂花巷》是这样表现剔红的新婚之夜：纱帐里，剔红那张扭动的脸，被强烈的红光映照着，使她仿佛是躺在祭台上。红色原本是象征着喜事，但在这里却有着悲剧意味。
第三个“男人”——女戏子。女戏子被派作男人，似乎荒唐。但这个女戏子进入剔红生活中，实是扮演着为剔红释放情欲的角色，由此看来将她认作“男人”，又是合理的。
剔红在丈夫去世后，妙龄守寡，寂寞、漫长的日子难抑春情浮动。影片这样表现剔红扭曲的人性：一个花好月圆之夜，她的贴身女仆秋月与恋人还有小少爷惠池在院里吹箫作乐，剔红在屋里床上睡着。柔情似水的箫乐和秋月他们阵阵欢笑声，一阵阵传来，惊醒了挣扎在梦里的剔红。她勃然大怒，立即解雇秋月的恋人，又请出“家法”痛打儿子。她指责秋月的恋人（男仆）：“惠池守孝不到一年，你就引他吹箫作乐，将来他长大了，你还不带他去赌去嫖！”话虽说得堂而皇之，其实却是掩盖自己无法宣泄的情欲：她既要遵从“三从四德”，守寡一辈子，当个堂堂正正的辛家少奶奶，就要压抑自己的情欲，而自然就不敢听见这种撩人心弦的箫乐。直到瑞雨大伯告诉她，瑞雨小时候算过命，说过他活不过30岁，只管请戏班子唱戏，她才一释负罪之心：她始终认为是自己克死了丈夫。于是，辛家就请来戏班子，热热闹闹地唱大戏。戏台上，正在上演男欢女爱的戏目，剔红坐在看台上饶有兴味地看着，不时抿嘴而乐。值得注意的是，接她视线的蒙太奇镜头，一直停留在那位扮演男角的女戏子身上。这是暗示性极强的镜头。在旧年代，住在深宅大院的阔家太太奶奶们，饱食终日，寂寞无聊，她们无法像她们丈夫那样，随便玩女人逛妓院发泄情欲，便常常与一些女戏子来往密切。这些女戏子尽管是女身，但扮演着男角，便充当了太太奶奶们宣泄情欲的对象，这是中国传统的畸恋文化现象。这里剔红也是将情欲转移到女戏子身上。她果然将扮演男角的女戏子留了下来，于是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看台上欣赏那位女戏子唱戏了。影片还有这样一段戏：那个女戏子给她化妆，剔红那张脸变得十分妩媚性感，女戏子说：“少奶奶真好看，我要是男人啊，真想——”剔红假嗔道：“想什么？”“想贪！”女戏子轻轻地将剔红的手一捻。在这段戏里，女戏子被设想成男人，在蒙太奇剪接中，剔红则成了这个假男人眼光中的“被看”。
然而，当剔红一听说在她耽于玩乐期间，儿子被大伯接走，而且家产亦有落入大伯手中之虞，她立即匆匆又果断地遣走女戏子，她要准备一场与大伯争夺儿子和家产的战斗。在“情”（欲）与“理”（利）的交战中，剔红又一次选择了后者。
第四个男人——春树。剔红在大伯死后，接收了大伯的烟桌等烟具，还带回了侍候大伯抽烟的乖巧男仆春树。这使守寡后的她私生活中第一次进入了一个真正的男性。
春树成为剔红的面首后，却不明白剔红那种为情所困的少奶奶，在“情”（欲）与“理”（利）中，她向来选择后者。他胆敢在别人面前流露他和少奶奶的特殊关系，他便很快成了牺牲品：被剔红栽赃而抓进了囚牢。可怜他被抓走时，还向剔红求救。剔红残忍地制止了这场由于情欲泛滥而差点累及她声名的性爱。然而这一次苟且也给她留下一个令她痛苦万状的孽种。
第五个男人——惠池。惠池是剔红与瑞雨婚姻中唯一的儿子。所谓“夫死从子”，儿子在她今后的岁月中将起着靠山的作用。因此大伯乘她耽于与戏子玩乐之际，以家里唱戏怕吵读书为由，将惠池带离桂花巷，她自然深知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儿子是辛家的骨肉，而她是外姓人，“母以子贵”，她能在辛家坐稳少奶奶之位，全仗她有个姓辛的儿子，如果大伯夺走了儿子，她恐怕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所以她宁愿忍着骨肉分离的痛苦，却将年幼的儿子交给瑞雨的日本朋友带到日本，以绝大伯后患。十几年过去，儿子从日本回来，然而她却因偷情而大着肚子不敢面对儿子。可是儿子却极为同情和理解母亲。
有的评论者认为，《桂花巷》“在形象剖析（特别是心理刻画比较单薄）的文化穿透力上有所不逮”。其实，《桂花巷》对剔红这样一个常常面临“情”（欲）与“理”（利）的抉择的女性，其心理刻画是十分成功的。然而结尾让儿子与母亲人伦融融的虚泛的理想色彩，却冲淡了影片应有的社会批判力，从而显得力度不足，震撼力削弱。
当然，问题不在于儿子对母亲的态度，而是影片是以“认同”的形态来表现这一切的。即导演站在男权社会的道德观念的视点上，来表现一个女人由于情欲出轨而等待男人（她的儿子）审判其命运，以及这个代表正统文化的男人（她的儿子）对她的赦免与宽容。
情欲，这个字眼在正统文化的词典里，与荒淫、下流、堕落是等同的。惠池带着剔红来到日本，生下孽种送人后，影片有这样一个情节：惠池带着母亲来到寺庙，他从井里舀出一瓢水，剔红用这水沐手，这象征着这个堕落女人接受了正统道德的净化。
我们都生活在文明中，都是社会化了的人，我们一生中也常常像剔红那样面临“情”（欲）与“理”（利）的抉择；同样，我们也常会牺牲个人情感而迁就社会规范的，因为我们都是文化的产物。从这点来看，剔红这个形象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