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命运

维克托在那封丑恶、龌龊的公开信上签了名，回到办公室即接到玛丽娅晚上约会的电话。玛丽娅告诉维克托，有人拿一封信来找过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我相信，正是您的力量帮助他拒绝给这封丑恶的信签字”。善良的玛丽娅继续说：“于是我想，因为拒绝签字，您又害了自己。”这个情节是剧作的发挥，原著小说中没有。

加了这个情节似乎强化了故事的戏剧张力，让维克托陷入了尴尬、羞愧、自责的境地。然而，原著小说没有这个情节，更加符合人性的真实。索科洛夫在维克托遭受打击时表现了软弱，是专制压迫下的正常反应。维克托自己也并不是勇士，他一直动摇于屈服与尊严之间。也许都称不上是尊严。他只是因为当初表现得过于激动，把自己置于了绝境，以致找不到转圜的台阶而已。

在专制体制下，人人处于恐惧之中，绝大多数人当不了英雄，英雄行为的感召力也十分有限，对于安全和利益的考量终究是压倒性的。正如剧中维克托在影院对玛丽娅袒露心迹时所言：“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心爱的，我签了这封龌龊的信。我胆怯了，我屈服了。我厌倦了所有这些考验。我做了无耻的事，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相信我，萨沃斯吉昂诺夫和马尔科夫都相信我，而我原来是一个可怜的小人。”其实，维克托完全不必如此自责。在专制体制的淫威下，谁又不是“可怜的小人”呢？应该谴责的不是“可怜的小人”们，而是那个邪恶的制度，那些丧失人性、人道和良知的独裁者及其帮凶和帮闲们。原著小说中维克托感叹，甚至不如沙皇时代，失宠的贵族可以回到自己的农庄过悠闲的生活，现在一旦失去了科学院的职位，连到中学去当老师都无可能：一个被体制唾弃的人，谁敢要你！剧中克雷莫夫的一个狱友问他：好像在沙皇时代您也坐过牢，那时坐牢轻松点还是现在？克雷莫夫答道：那时轻松些，至少那时明白为了什么坐牢。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始终没有明白，“现在”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治时代，整人、抓人、清洗异己，不需要理由，或者更准确地说，有它自己的理由和逻辑。不确定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恐惧是维护统治的基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