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

评分：

6.0 还行

原名：宝贝儿又名：宝贝 / Baby

分类：剧情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18

简介：残疾女孩江萌（杨幂饰）与年迈的养母相依为命，为了不让养母流落养老院，江萌进城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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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8-12-14

宝贝儿影评：这是最好的杨幂，也是最差的刘杰

对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改造，两位导演的创作卓有成效。一位是比利时的达内兄弟，一位是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两位导演将“新现实主义”物质的／自然的环境，改造成社会的／心理的情境。因为剧本的精心打磨，电影变得更加具有可观性；因为不断被模仿，两类写实电影的新传统正在诞生。
达内兄弟的电影中，角色为外在的情境推动，要么是处身的社会环境（《罗塞塔》）、要么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两天一夜》。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自我选择，不如说身不由已。这便是罗塞塔最后绝望地企图自杀，可能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有这个举动；或者是《两天一夜》中的桑德拉，不断奔走说服同事重新投票，却在最后一刻莫名放弃。
而在法哈蒂的电影中，角色为内在的情境所驱动，并且最后总会作出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观众知悉了角色经历的内心冲突，感知到他们丰满的形象。《烟花星期三》的女孩必须在理性（来自宗教的教义）和情感（对女性的同情）之间进行抉择；或者《一次别离》里的女佣必须在道德（不说谎）与自我利益间（说谎）选择。
这是两条相反的路线：达内兄弟电影中的角色受到外在因素驱动，被动地作出抉择，并循此选择行动；而法哈蒂电影中的角色则徘徊在内在的心理危机之中，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才能继续行动。达内兄弟的电影从外向内，因此适合于社会学的现代性批判，法哈蒂的电影由内而外，因此适合于人类学的灵魂刻画。
《宝贝儿》混杂了达内兄弟和法哈蒂两者不同的叙事策略。江萌救治孩子的动机源自她与孩子有相似的命运：江萌生下来也是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后来被丢弃和收养，于是当她听闻孩子悲苦的命运时，对孩子油然而生一种共鸣，她想让孩子活下来，不愿她遭受“死刑”。江萌一意孤行的意志源自她内在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因素使然。
这是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内在的心理驱动。但同时，江萌的内心却没能唤起一种在法哈蒂电影中作为标志要素的两难冲突，导演刘杰并没有对此对此进行相应的设计（他本来是可以的）。只是安排了丁萌在医院清洁的时候碰巧听闻孩子的遭遇，并由此唤起拯救的圣母心，仅仅如此而已。
江萌在果断（似乎过于果断了，没有任何犹豫）选择救治孩子后，表现出了一系列孤绝的举动：劝导孩子的父亲救治孩子、偷取医院的档案、到派出所求助民警、最后毅然决然地偷窃孩子……仅从丁萌这个角色作出的举动看，电影又是达内兄弟式的，因为“一根筋”坚持到底的角色形象正是达内兄弟式叙事策略的显明特征。
《宝贝儿》中的江萌一方面由内在的心理动机驱动，但算上心理情境（因为没有设计两难选择的困境）；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让她“任性”到底，但也不算社会情境（因为不是外在因素驱动）。于是观众遭遇到了无言的尴尬：江萌义勇的举动怎么都说不过去。仅仅依靠曾经也是缺陷儿童便因此产生共鸣和同情，不足以让她冒着犯罪的危险实行抢救。
而且电影也没能对她个人的成长经历（比如她因为缺陷儿童或被领养遭受的屈辱）、处身的人际关系网（只有养母和李鸿其扮演的男友这两方）等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本来应该作为重点呈现在电影之中，这样观众或许能对江萌突然间的角色转变找到更多的共鸣。
因此，《宝贝儿》的情节和角色都令人难以信服，它建构在主题先行的概念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电影的制作过程：首先有这样一起事件，先天缺陷的儿童被家人所放弃，同时另一位有过相似缺陷但已平安长大的女孩听闻了这件事，于是冒险去拯救这条生命，最后有了整个故事和江萌这个角色。
电影原本也可以多着些笔墨在孩子的父亲身上，他的内心有真正的冲突：放弃救治，便是“谋杀”一条生命；救治，则面临着不可知的未来，这对将来长大成人的孩子来说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电影仅仅用了几个神情痛苦的镜头交代父亲放弃孩子的痛苦，这远非在表现他两难的抉择困境。此点本来应该被着重表现的。
电影因为留下了诸多此类空白，导致最后呈现的故事直接刻意，缺乏应有的深度。《宝贝儿》就像在无野心地呈现一起社会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忘记了对人的刻画。前者本可以交给纪录片去做——导演非常想制作出纪录片式的真实质感，但这是一种“伪现实”——后者则是剧情片在虚构的合法性上进行深入挖掘的优势。
可以说，刘杰将达内兄弟的手法并置到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中，两者碰撞出的不协调最终将整部电影酿造为一起失败的事件。同时他也混淆了剧情片和纪录片两者的重点，主动放弃虚构的力量，将剧情片当作纪录片来拍。观众在江萌身上感觉不到任何同情，有的只是厌恶，为她看似高尚实则愚蠢的行为哑然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