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婆婆升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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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勘伯和他的同伴带着卡斯特婆婆来到报纸编辑部，在撰写该文的记者尼米亚不在、主编又拒绝撤稿的时候，勘伯拿出了身上的手枪，同伴也准备好了冲锋枪，然后打电话给当局，声称如果撤稿的要求无法满足，那么就要把这些人当成人质，并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威胁政府准备好汽车和飞机，否则人质全部要备齐枪杀。当勘伯在电话中喊出“革命万岁”的时候，卡斯特婆婆却站在他身后，本来是事件主角的她反倒成了背景，她的目光里满是惊异，而当无政府主义者的要求变成了暴力，当他们声称的“革命”变成了恐怖行为，卡斯特婆婆甚至必然成为了“从犯”。

于是一种结局产生了：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中，无法满足他们要求的尼米亚死在了乱枪之中，而卡斯特婆婆在这场暴力行动发生之后，想要离开现场走向前来接她的儿子艾伦斯特，但是在冲突中，她也被子弹射中，最后，她死在了女儿科琳娜的怀里，于是，本来是家庭主妇的卡斯特婆婆在卷入这场政治风波之后成为了难洗罪名的恐怖分子，一种无辜的死让她走上了天堂。但是这一个暴力和残忍的结局并没有在电影里形成枪林弹雨和血雨腥风的场面，法斯宾德在卡斯特婆婆惊异目光中让镜头停顿下来，然后打出字幕，让最暴力的一幕变成了文字的叙述。而文字的叙述只是欧洲公映版的结局，在这个版本之外，却是继续讲述卡斯特婆婆命运的美国公映版。

在无政府主义者勘伯好而他的同伴带领下，卡斯特婆婆闯入了报纸编辑部，他们提出尼米亚必须收回“错误的文章”，正在开会的记者尼米亚出来否定了他们的想法，报纸的主编也断然拒绝了“无理的要求”，于是他们只好静坐在地上采取“行动”，但是这似乎也无济于事，此时正好是下班时间，编辑部里的工作人员相继离开，他们甚至跨过了正坐在地上的他们，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静坐之后，勘伯认为这样没有任何效果，他们竟然也起身离开，于是只有卡斯特婆婆坐在那里，她坚持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自己“正当”的要求，卡斯特婆婆的女儿科琳娜闻讯赶来，她劝母亲回家，“别人会笑话你的。”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科琳娜也走了，当编辑部只剩下卡斯特婆婆的时候，走进来一个老人，他说这里要关门锁门了，让她明天来，当卡斯特婆婆听说明天可以来，显得非常兴奋，而老人告诉她，不光明天可以来，以后每天都可以来。不管是明天还是每天，其实所谓的静坐根本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对于卡斯特婆婆来说，这也是希望之一种，于是她起身，和老头一起出去，还答应了老头去那家叫“天堂和人间”的饭店去吃饭。

从“革命万岁”的暴力版，到“静坐行动”的温和版，从充满恐怖主义的欧洲版，到演变成尴尬笑话的美国版，从描述最后结局的文字版，到画面统一性的影像版，法斯宾德给出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或者是只是因为市场发行的原因，但是两个版本却制造了电影开放的结局：一个因为丈夫杀死了老板的儿子最后自杀而被卷入其中的老太太，到底该如何面对这一现实：是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而惨死在街头，还是被遗忘之后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甚至这种趋向于不同结尾的开放式安排也契合了电影的片名：在无意中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恐怖行动中的参与者，她的死让她上了天堂；而被几乎所有人冷落之后，她反而认识了陌生的老头，这个带着微笑的老人提及的那家餐厅就叫“天堂和人间”，两个人去餐厅似乎也符合卡斯特婆婆“升天记”的主题。

一种是死去之后告别现实的天堂，一种是活着找到生活意义的天堂，尽管法斯宾德制造两种结局有着某种妥协的因素，甚至在他看来收获幸福的结局更为悲哀，但是两种结局不仅仅只是在结构上无意为之而创造了可能性，而且从卡斯特婆婆的命运走向来看，更有着其深层的隐喻：在无人理解丈夫行为的现实里，在被各种外在因素干扰的困境中，一个“一直操持家务，做女人应该做”的老太婆，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天堂和人间”这家餐厅的名字也正是卡斯特婆婆面对现实时可能的两种选择：她或者为丈夫伸冤，讨回公道，或者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而这两种命运，却正对应着那个死去丈夫的双重身份：他杀死了工厂老板的儿子，他便是杀人犯；他选择了自杀，成为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牺牲品。

而其实，这双重身份对于卡斯特婆婆来说，都是缺席的，一开场一家人正在家里装备电子元件塑料盒，等待从工厂做工下班的丈夫赫曼回来，但是当门铃响起，卡斯特急忙去开门，她以为是丈夫，但门口站着的是另一个男人，他说赫曼杀死了人又自杀了。赫曼的命运以及双重身份是通过第三者信息传递而被表达出来的，死去的赫曼一直没有出现，他是这个故事中隐蔽的角色，但是这是这个缺省给这个家庭尤其是卡斯特婆婆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她之后的生活完全被这个事件所改变，这是家庭层面产生的巨大影响，而家庭生活的改变对应的就是赫曼作为自杀者这一身份：卡斯特当然是悲伤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她认为自己的丈夫在生活中几乎没有怨言，是个好人，也不相信他会去杀人；因为赫曼杀人而自杀，这对于儿子女儿来说，也产生了影响，在记者无孔不入的采访中，懦弱的儿子艾伦斯特说起父亲有喝酒的习惯，也曾经打过自己，但是想不起来具体什么原因；儿媳海琳虽然没有直接说赫曼的为人，但是很明显，她对这个家充满了怨言，还在婆婆面前抱怨，甚至在葬礼还没举行她便拉着艾伦斯特去旅行；从小就离开家的科琳娜接到了母亲的电话，也不相信是真的，在赶回法兰克福之后，她对前来接她的记者尼米亚说起父亲小时候不让她和别人一样去学校，似乎脾气还很暴躁……

儿子、儿媳和女儿，以及卡斯特婆婆构成了并不和谐的家庭结构，赫曼的死让家庭矛盾不断显化，对于卡斯特婆婆来说，这是她感到最悲伤的事，甚至好几次都在角落里哭泣，而随着事情的进展，科琳娜搬出了家，开始了在法兰克福演唱的生涯，她甚至和尼米亚住在了一起，在所谓的爱情中追求着自己的事业，而她为自己打的广告竟然是：“凶手的女儿”。海琳在和卡斯特争吵之后，也选择了搬离，最后在家里只剩下卡斯特，当赫曼这个人物变成缺省的符号，卡斯特在家庭生活中也变成了被遗忘的人，所以这一事件所折射的是家庭的冷漠和隔阂，甚至赫曼自杀的行为也可以解释为在一种虚位中的自我毁灭，在这个缺少关爱的家庭里这也是他必然选择的道路。

当然，赫曼自杀之前是作为一个凶手而存在的，这就将事件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他因为不满被解雇而杀死了老板的儿子，作为一名工人，他以极端的方式破坏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建立的关系，而这一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工人被剥削的命运，而且具有隐喻意义的是，赫曼之死的消息在家人获悉之前，是广播里的一条新闻，新闻里提到的是一个工人，提到的是一个工厂，提到的是一个事件，在没有具体名字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一家人正在等赫曼回来的时候，他们其实只是作为听众的旁观者，但是家庭和社会之间并不是隔离的，当这个新闻变成家庭事件，意味着社会现象渗透到每个家庭里，而在一家人等待的时候，他们正在装备电子塑料元件，卡斯特将棕色圆形部件装入白色塑料盒里，而艾伦斯特则用螺丝刀将部件拧紧——家庭就像是一个装备车间，这种家庭工厂化的现实就说明每一个个体都难以逃离社会这一巨大车间，个体问题就是社会问题。

也正是从这个层面开始，卡斯特婆婆也被卷入其中，新闻记者在事件发生之后，竟然全部涌入了整个家，他们拿着照相机随意拍摄他们的生活，这种对私生活无孔不入的干扰就是一种入侵，记者尼米亚甚至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卡斯特婆婆到厨房、起居室等房间做出动作，然后不需要同意直接登载在报纸上；尼米亚在机场接科琳娜时告诉卡斯特，自己一定会客观公正报道，并且认为社会上说记者无情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采写的报道还是把赫曼说成是一个酒鬼，一个脾气暴躁的男人，一个阻止女人进入学校的父亲——作为记者，尼米亚只是利用了这一次事件，而他和科琳娜之间的所谓爱情也像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因为科琳娜也是一个可以消费父亲的死的女人，她为了打开法兰克福的演艺市场，竟然把自己叫做“凶手的女儿”。

记者侵入他们的生活，并成为引导舆论的题材，但是记者之外，还有另外的政治团体甚至党派影响了家庭生活。在记者采访的时候，在葬礼举行的时候，卡斯特的身后出现了两个人，那就是卡尔和玛丽安，他们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们接触卡斯特是因为赫曼的举动是工人阶级觉醒的标志，虽然方式是错误的，也是极端的，但是却揭露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那就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所以他们希望卡斯特以身试法，告诉更多的人，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进行革命。卡斯特看到他们为丈夫说话，心里十分感动，而且是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体贴关心她，所以她加入了他们的组织，并且在聚会上发表了演讲，“这不是因为政治，也不相信天赐，丈夫的死给我的启示是：这难道是真正的生活吗？”

卡斯特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加入了组织，发表了演讲，号召人们重新认识生活的意义，但是在她做完演讲时，有个男人却说“他们”只是嘴上说说的，没有实际行动，这个名叫勘伯的人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告诉卡斯特的是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他的话似乎被应验了，当卡斯特想要卡尔和玛丽安一起到工厂里行动时，卡尔却告诉他，现在党内的工作非常多，等选举完成之后就会采取行动，本来对他们充满信心的卡斯特开始生气，从而向勘伯走进，“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撒谎。”在勘伯的组织下，卡斯特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便开始实施计划，他们冲进了尼米亚所在的报纸编辑部，要求他撤回文章发表声明，还赫曼一个公正。

不管是记者为代表着新闻事业，还是以卡尔、玛丽安为代表的德国共产党，以勘伯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在社会层面关注着赫曼事件，但是这种关注背后有着更多的利益诉求，甚至最后卡斯特婆婆成为了被利用的一个符码，如果按照欧洲版的结局，卡斯特卷入其中，在革命的暴力演化为恐怖行动之后，她成为一个无辜者，和赫曼一样，以死亡的方式走完自己的一生，甚至她的悲剧意义更为浓厚，因为这根本不是她的意愿，她只不过是被裹挟着变成了牺牲品，上天堂便也成为一种悲情；而美国版的结局，一方面戳穿了所谓政治党派的虚无，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婆婆，返回现实也许是最合理的结局，她无法改变社会，她也不应该凭一己之力寻找到公平和正义，也许和一个素昧平生的老头共享一顿晚餐，才是一个个体的人活着的意义：天堂不是死亡之后的天赐之地，也不是暴力造成的悲剧场所，天堂就是人间，就像那句话一样：“上帝是上帝，生活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