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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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还行

原名：我的1919又名：My 1919 / 我的一九一九

分类：剧情 / 传记 / 历史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1999

简介： 1919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被战火蹂躏的欧洲尚未恢复元气，旨在解决战争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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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09-15

我的1919影评：国之重器

源于对巴黎和会参会诸国的判断，将山东之于中国比之耶路撒冷之于西方，堪称经典。

毋论结果，事实上，巴黎和会的最终宣判，只证明了一个问题“话语权，只属于强者”，“国际外交，只是强国之间的分食与妥协”，“正义，有时作为合法性掠夺，有时作为强者对弱者的同情，且这种同情是时有时无的，其实，正义也是有区分的，而这种区分衍生出应该与不应该”。

签字与不签字，尽管从结果的“合法性”来看，并没有不同，但前后的区别确实天壤之别，举一个例子，“家人做了错事，事后追责，来自家人对他（她）不利的证词，往往比对他（她）有利的证词更具有说服力”。为何?因为之间，出现了“原心定罪”，在外界看来，剥出了“利益”。

外交的胜利与否，是很难定义的，因为，它的可操作性空间是没有边界的，所谓可操作空间，即是实际上产生的效果，效果也有直接与间接之分。关于外交，私以为秦时张仪的理解是切入外交本质，谓“战则有损，兵家讲上善伐谋，纵横之术论上善伐交”。

外交，有时作为武器，有时作为盾牌，外交的效益之于一个国家，影响深远。结合儒家春秋言，“名不正，则言不顺，兴无名之师，败”（原文，没记住），但总是讲一个出师有名的重要性，以前，我不能理解，以为“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外交无意义”，事实是，有力的外交比之发动战争是无可比拟的，如“合纵连横”、“远交进攻”这种外交产生的蚕食效果，直接为战时秦国保存了远超六国的实力。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一些人，游行示威；一些人，外交努力。同样是爱国，只是爱国的方式不用。

何为?我以为是，他们对“现实”的理解不同。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国对日本的强盗行为的默视，对中方捍卫主权完整的民族独立行为的漠视，即使是在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看来，同样热血沸腾，何况当时广大的渴望统一的有民族气节的中国民众。

电影中，顾维钧发出了这样一声感慨“我很失望，我也很愤怒”。同样地，游行示威的人难道不是因为“失望，与愤怒”才会走上极端，无声地发泄他们难以压抑的一腔愤怒。顾维钧的失望，尽管作为一名外交官，他很清楚国际外交的本质是什么，他对于这最终结果，他应该是“明了于心”的，但是，为何最后还有那一番不太甘心的愤慨?只是因为，他是一名“中国外交家”，做外交，他可以作为案例，谈很多形而上的言论探讨，只是因为外交家前加上了自己的国家，事情没发生，人人都可以称的上“理性人”，事情发生后，依旧能做到“理智”，才“难为”。作为本国外交家在外交上的失败，是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国人都难以做到“轻易释怀”的。

国家不是政府。这一点上，我从梁启超先生“夫国家者，一国国民之共产也”，国家不是实体概念，它是一种“凝聚力”，也就是“国家，归属感”。

参考德国众多思想家“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它”。俾斯麦统一前的德国，历经百年分裂，作为欧洲中部走廊，诸邻国环伺，它们在这里进行战争，它们在这里签定合约确保德国的分裂状态。长期的分裂，德国国内生活可谓水深火热且屈辱，民众既追求个人利益以图生存，“统一”也成了他们的共同追求。

从公天下到家天下，再到公天下。政府虽然不是国家，却是保证、实现国家统一的关键。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看，能做到这一点的政府是不应该被诟病的。只有放到社会、个人时，即国内事务，才能被诟病。古人言“大是大非”，国家对于个人如是，以个人民义行国家有损之事，只会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为后世所不耻。国内事务，国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