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舍得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11期。

摘要：当前“鸡娃”（密集养育）模式下儿童的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甚至正如电视剧《小舍得》所展现的，出现了父母越用力儿童发展反而越失败的养育困境。从人的全面发展视角看，剖析养育困境不能回避人的主体性尤其是儿童的主体性发展这一抽象问题。家庭养育中主体性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主体之间具有因家庭而生的亲缘关系。亲缘关系导致的情感依恋有助于儿童主体性的发展，然而基于家庭的亲密连结和特别的文化背景，使得当下城市家庭养育中一方面形成了家长对儿童的密集养育，极易引发家长主体性的迷失；同时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事实上的不对等地位和不平等关系，又引发了儿童主体性的匮乏与消解。《小舍得》案例表明，密集养育非但没有促进主体性的建构，反而成为个体主体性发展的包袱，急需要家庭养育模式的转向来实现个体主体性尤其是儿童主体性的发展。

关键词：《小舍得》；家庭养育；密集养育；主体性；困境

近期收官的育儿剧《小舍得》聚焦当下教育热潮，讲述了夏欢欢、颜子悠、米桃三个来自不同家庭孩子的成长故事。作为《小别离》和《小欢喜》的终篇之作，《小舍得》主要对“小升初”阶段家长的养育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和剖析。夏欢欢的母亲南俪希望孩子快乐成长，开始顺其自然的养育方式而后不得不加入“鸡娃”大军。颜子悠的妈妈田雨岚则从一开始就疯狂“鸡娃”，直至孩子产生心理问题。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米桃的妈妈因经济所迫采取放养模式，家境贫寒而成绩优异的米桃经历了另一种生活的压力。三个不同家庭，三种不同养育方式，电视剧紧贴当下城市家庭养育中各种“鸡娃”现象，唤起了诸多家长的认同，也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公众讨论，将“鸡娃”话题再一次推上了高潮。“鸡娃”是一个新网络词，意为“给孩子打鸡血”，不停地让孩子去学习拼搏。这种教育模式的背后，反映出整个社会家长的集体教育焦虑，《小舍得》集中道出了当下城市家庭密集养育模式下有关儿童成长的利弊得失。 密集养育（intensive parenting)指父母持续不懈地教养和监督儿童。具体表现为父母时常插手并强烈干预孩子生活，一方面制定出许多规则和禁令，另一方面也投入大量时间来激励和支持孩子的学习活动。它结合了权威型与专断型教养的方式特点，几乎成了当下父母的普遍选择。然而密集养育模式下儿童的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正如《小舍得》里所展现，出现了父母越用力儿童发展反而越偏离教育目的的现象。按说当下儿童生活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日益丰裕的社会之中理应拥有更幸福和快乐的童年。然而近年来儿童意外坠亡事件却持续上升，青少年抑郁等心理问题成为新时代儿童发展面临的巨大困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青少年中有心理疾患比例大于百分之二十，其中17岁以下的儿童中约有3000万左右的人有情绪障碍。诸多学者认为来自社会的外部压力使家长焦虑和儿童成长陷入困境：杨东平认为中国家长的焦虑有相当多的焦虑来自同伴群体和社会舆论；谢爱磊认为是文凭主义的泛滥和不断固化的社会分层现象，以及商业机构不断渗透进学校教育系统贩卖“焦虑”；丁小浩认为育儿焦虑本质的原因在于社会的评价机制以及劳动市场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有学者从教育系统内部分析原因：黄晓磊认为教育焦虑直接反映出了社会优质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顾严认为教育结构性失衡的客观问题不容忽视。还有学者从个体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角度探讨育儿困境：高洁认为教育焦虑是以家庭为单位对抗社会风险；蒋广宇认为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是中产阶层家长们自身焦虑的投影；张品等以“工作−家庭”分析框架考察现代城市青年父母的家庭生活、工作压力与育儿焦虑之间的关联。 笔者以为，密集养育模式下的家庭养育困境除了与当下儿童成长的社会及教育背景相关，还与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儿童与家长的主体性发展不充分不可分割。既有研究多从个体发展的外部视角分析“鸡娃”现象，对家长和儿童的主体性发展以及二者关系方面解释力度不够。解释家庭养育困境也需聚焦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关注人的主体性发展尤其是儿童主体性的发展问题。程福财曾以个体生命历程中“成人”与“儿童”权力关系的视角阐释当代儿童的生活状态是被高度“结构化”的童年，但同时认为“儿童不是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而是有自身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他们总是会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认知、理解和阐释世界，并和成年人一起实现对社会生活以及童年自身的再生产”。分析家庭养育不能回避人的主体性尤其是儿童的主体性这一抽象问题。本论以《小舍得》为例，以人的主体性发展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儿童与成人主体性关系的视角，分析“鸡娃”时代家庭养育中家长和儿童的主体性发展困境，并探讨亲子不对等地位下儿童主体性发展的可能。

一、家庭养育的主体性特点分析

人的主体性发展是关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的主体性是在与客体产生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中突显出来的，其本源内容是人的实践本领和创造力。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主体性思想，教育实践活动中人的主体性是指人的价值是教育的最高价值；培育和完善人的主体性，使之成为时代需要的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教育的过程必须把受教育者当作主体，唤起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发展受教育者的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使教育成为主体自主建构的实践活动。 （一）家庭养育中主体性的含义 家庭养育既包含着抚育养成，又包含着教育引导，是一种广义的教育活动。在家庭养育活动中，家长处于教育者的角色，儿童处于受教育者的地位。按照教育中人的主体性的相关观点，要发展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就必须在家庭养育活动中把儿童当作教育主体，将儿童视为真正能动的和独立的个体，强调儿童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由此引申出家庭养育中主体性的基本含义：在家庭养育中儿童处于主体地位，并且作为一种活动主体的本质属性，具有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然而从对理论中得出儿童在家庭养育活动中应处于主体地位的推论，并不意味着在现实家庭养育实践中儿童必然处于主体性地位。作为全民参与的最重要的教育活动，笔者以为当下家庭养育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亲子不对等地位下的主体性发展困境，如能在抽象意义上对家庭养育主体性问题有所深入，或有助于解释当下普遍存在的育儿焦虑社会现实问题。 （二）家庭养育中存在着双主体 家庭养育作为一种广义的教育实践活动，遵循着一般教育活动的基本规律。根据一般教育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概念，家庭养育中的主体应该包含两个，一个是教育者，一般指家长；一个是受教育者，一般是指儿童。两者是家庭养育活动中同时存在着的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只要二者进入到家庭养育活动领域构成实质性的互动关系，其所结成的对象性关系也就具有了主客体关系的性质。因而在家庭养育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上，作为受教育者的儿童，既是教育的客体也是教育的主体。作为教育者的家长，既是教育的客体也是教育的主体。这种双主体性呈现出了家庭养育中主体性的第一个主要特点，即它超越了一般教育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把关注重点转向发挥双方的主体性当作根本目标。具体到家庭养育场景中，就是要关注家长和儿童双方的主体性，关注双方在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等主体性特征。 （三）主体之间具有亲缘关系 家庭养育中的双主体特点或许不算特别，因为在学校教育中也存在着教师和学生的双主体。家庭养育中主体性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主体之间具有因家庭而生的亲缘关系。这种产生于家庭的亲缘关系，使家庭养育活动中的主体之间具有天然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分割性，这势必产生在其他任何场域不具备的二者之间在亲情上的亲密联结，使家长与儿童之间存在天然的和特殊的情感依恋。这种基于亲情的依恋（attachment）对个体的发展效用巨大。依恋一般被定义为幼儿和其照顾者（一般为父母亲）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关系，在个体发展领域极其重要。有安全依恋的个体有很强的自我效能感和对事件的控制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寻求外部帮助。而不安全依恋会降低个体在遭遇压力时的心理弹性，是导致个体适应障碍以及较差的处理压力事件能力的内在因素。主体之间的亲缘关系为儿童拥有安全型依恋提供可能，这是儿童主体性发展的基础。 （四）主体之间处于不对等的法律地位 存在于家庭场域中的亲缘关系使家长与儿童之间形成特殊的情感依恋，为家庭养育中主体性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然而也恰是由于主体之间的亲缘关系同时引发了家庭养育中主体之间（家长与儿童）在法律上的不对等地位。家庭的存在从法律上确立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关系，明确规定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拥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从个体发展的生命历程看，在家庭养育中由于儿童心智不成熟，其在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需求方面对成人有很大的依赖性，这也决定了父母对子女有较大的制约作用，家长在实施对儿童的抚养和监护时无形中会对儿童的生活产生主宰作用。可以说主体之间在法律上的不对等地位又为儿童主体性的发展带来天然的法律约束。 （五）主体之间具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在中国的家庭养育实践中，除了主体之间在法律上规定的不对等地位，受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影响，主体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关系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中国人重视孝道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影响到了家长和儿童的社会关系。按照费孝通有关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观点，血缘是最容易判断人与人之间关系亲疏的稳定元素。费孝通认为西方的养育模式是接力模式，即一代人只养自己的下一代，不用赡养上一代；而中国的养育模式则是反哺模式。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教育目的是为家庭乃至家族的群体利益服务，个人的成长服从于家族稳定发展的需求。同时因为传统儒家文化认为“孝”是“忠”的基础，所以传统家庭教育的核心是以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培养，以巩固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和家庭等级制度，并外延到社会人际关系之中。因此传统家庭教育强调三纲五常和以孝治家，儿童被视为家庭和家族的隶属品。这种以“孝”为核心的人伦思想，使家长与儿童在家庭伦理和社会等级中难以形成平等的社会关系。此种社会结构和文化场景下家庭教育中儿童主体性的发展必会困难重重。

二、“鸡娃”时代的主体性发展困境及危害

家庭养育需要家长与儿童双方主体性的充分发展，而其吊诡之处在于，在家长主体性发展的同时，极有可能产生由于家长主体性过度发展导致的家长主体性泛滥，最终引起儿童主体性的缺失。笔者认为这是当前家庭养育中主体性发展的最大困境，也是育儿焦虑产生的根本内在原因。亲缘关系导致的情感依恋有助于儿童主体性的发展，然而基于家庭的亲密联结和特别的文化背景，使得在当下中国的家庭养育中，一方面形成了家长对儿童的密集养育，极易引发家长主体性的迷失；另一方面父母与子女之间事实上的不对等地位和不平等关系，又引发了儿童主体性的匮乏与消解。在此以引起广泛关注的育儿剧《小舍得》为例，具体分析家庭养育中主体性发展困境及危害，以便对当前家庭养育中的全民“鸡娃”问题有所反思。 （一）密集养育模式下家长主体性的迷失 密集养育始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中上阶层父母，随着儿童早期发展重要性的言论出现以及科学育儿知识的普及，关于密集养育的建议层出不穷，引导家长们花费更多时间和金钱抚育儿女，并将密集养育模式推向社会各个阶层。父母陪伴使得儿童在支持性的养育方式中获益，研究表明当低收入家长投入更多时间参与孩子教学和阅读时，能缩小富裕和贫困家庭学童在幼儿园的差距；随着父母增加监督，针对儿童的犯罪也显著下降。然而密集养育模式下能否带来家长和儿童主体性的发展似乎并不确定。父母的积极参与固然有正面影响，然而也出现了家长过度参与带来的负面作用。比如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城市中产家庭父母大都在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本中占据优势地位，在家庭养育上理应更得心应手，然而这类群体却更容易产生育儿焦虑，育儿焦虑指数最高的是居住在上海并且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和90后的知识女性认可密集养育，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她们也极易成为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像直升机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监管孩子，不给予孩子选择的权利；或者是随时守候在子女身边过度保护，帮他们解决问题。

在电视剧《小舍得》里，田雨岚就是典型的“直升机妈妈”。除了工作以外，田雨岚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孩子上。在剧中有一个细节，儿子颜子悠每次写作业都是坐在一间单独用玻璃隔出来的书房里，这样的设计里其实藏着田雨岚的心机：可以随时随地“监督”孩子的学习。为了能让子悠“挤”入翰林学校，田雨岚不让自己懈怠，更不让孩子放松，用子悠的话来说：“每次看见我没有读书写作业你就难受，每看到我闲一小会儿就想让我多背几个单词、多写一张卷子。”　

另一个主角夏欢欢本来父母采取的是自然长成的养育模式，可是随着欢欢的成绩从B掉到C，父母也不得不加入“鸡娃”阵营。他们千辛万苦托关系让欢欢进了补习班，结果孩子成绩不升反降。于是爸爸夏君山决定自己亲自上阵。他白天忙完工作后急匆匆赶到补习班听课，回家后再辅导孩子功课。结果一到要做作业时，孩子反而状况频出，还不到十分钟欢欢就想喝水、上厕所，各种事端。夏君山不由得气急败坏地呵斥：“你磨什么呢？快点！先做完作业，不许上厕所，憋着！”

可见，密集养育模式下由于家长对孩子过度关注，难免入侵到孩子的主体性成长空间，使儿童缺乏自主性和自我意识，导致儿童主动性的匮乏和独立性的缺失。欢欢的作业磨蹭何尝不是一种无声的反抗！虽说密集养育模式下家长抢占了各种资源上的先机，但是这种所谓科学化、专业化的养育方式，挤压了儿童自我成长的空间，儿童被迫从生活的主角变为配角和服从者，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实践场景。家长盲从各种教养秘籍或专家意见，把孩子交给保姆或培训机构，何尝不是一种家长主体性的丧失。家长在密集养育中虽可能会获得暂时的竞争优势，但也许不得不面对某些事实：孩子由作业磨蹭转而逐渐丧失主见，甚至缺乏独立意志和自由品格，密集养育中所取得的暂时优势最终付出的是孩子自我成长的代价。所以伴随亲缘关系而生的亲密联结虽然为主体性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在现实实践中的密集养育反而造成了主体性发展的困境，使家长与儿童均处于焦虑之中，甚至出现了家长越用心，孩子越失败的怪圈，电视剧里子悠和欢欢就是很典型的示例。因为密集养育模式下家长投入巨大时间、情感及经济成本，当孩子的表现达不到预期时，家长自然产生求而不得的焦虑。父母的焦虑心态在密集养育中又投射到儿童身上，在孩子身上起到放大作用。密集养育模式下家长主体性的迷失和儿童主体性的缺乏恐怕不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减缓，随着社会竞争以及生活压力的增大，通过密集养育获得阶段性的内卷优势恐怕是在主体性迷失中，家长确保子女在社会中保持优势地位的一种无奈选择。
（二）不对等法律地位下家长对儿童主体性的漠视
由于家庭亲缘关系导致的主体性发展的第二种困境，源于家长与儿童之间法律上的不对等地位，造成家长对儿童主体性的漠视。一般而言儿童相对于成年人来说都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儿童权利极容易受到侵害，这是《儿童权利公约》制定的原因和目的，以赋予儿童特别的权利。公约指出：“儿童应当受到特别保护，并应通过法律和其他方法获得各种机会与便利，使其在健康而正常的状态和自由与尊严的条件下，得到身体、心智、道德、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在此目的而制定法律时，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公约阐明了儿童拥有生存权、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四大最基本权利，强调儿童是一个完整的人，是独立的个体，享有与其年龄及发育阶段相适应的权利，家长要尊重儿童应有的基本权利。然而在具体的家庭养育过程中儿童权利常常被家长有心或者无意地漠视。日常生活中由于父母有体力和心智的双重优势打骂时常发生，但是这些对自己孩子责骂的父母很少去责骂其他成人。面对成年人家长能约束自己的言行，面对自己的孩子却很难做到，正是因为家长对儿童权利和儿童主体性地位的漠视。

在《小舍得》里，当爸爸夏君山没守在身边时，夏欢欢就偷偷看漫画书。等爸爸回房时，才发现女儿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只做了一套题目。夏君山顿时情绪崩溃，勃然大怒：“这一下午，就做了半张卷子，还错误百出！合着我周一到周四，每天一遍给你讲的题，全白讲了是不是？”爸爸突如其来的呵斥让欢欢承受不住，哭得过猛最后还呕吐了。　　

事后夏君山也后悔不已，更是自责不知不觉活成自己小时候最讨厌的父亲样子。他对女儿保证：“宝贝，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爸爸以后绝不再骂你。”结果刚下决心还没过两天，转眼间又被孩子的磨蹭打败了。他去检查女儿作业，却发现她一个晚上才做了一道题，心生不满的他一把夺过试卷，边甩掉课本边怒骂：“让你写作业，一个晚上才做了一道题？然后把橡皮掰了玩五子棋是不是？”再度崩溃的夏君山失控地捶着桌子，愤怒道：“我求求你了，能不能认真一点学习！”面对爸爸责怪的眼神，欢欢再次泪流满面。　　

在颜子悠家，因为不满儿媳的“鸡娃”导致孙子心理出现问题，子悠的爷爷忍不住爆发，要求儿子“离婚！马上离婚”。直升机妈妈田雨岚可不吃这一套，在她看来就算离婚，儿子也得跟自己走！可她没想到，颜子悠会激烈地反抗，无论如何也不跟妈妈。子悠说：“我再也不上钟老师的课了，我也不要妈妈了，我不要你了，你走，我不想看到你。”儿子的话让田雨岚快要崩溃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但是她跟儿子的关系怎么变成了这样？

子悠和欢欢的遭遇，展示出来的正是由于家长与儿童之间法律上的不对等地位造成的家长对儿童主体性的漠视。漠视之下儿童的基本权利并未得到实现，儿童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类似子悠和欢欢等很多儿童看似生活幸福，实则经常遭受情感虐待。儿童健康成长最需要的是家长所能提供的情感支持，有情感支持才能形成最基本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儿童发展中最基础的心理屏障。现代社会中由于一些父母忙于工作，在家的时间已然减少，已经导致与儿童进行有效陪伴时间减少；在有限的共处时间内家长往往又当起课程学习的监督，使得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以至于亲子冲突日益成为家庭生活的常态，连夏君山这样的高知爸爸都难免落入亲子冲突的窠臼。漠视儿童权利和儿童的主体性发展给儿童心理发展带来诸多伤害。特别是当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有条件时：比如当孩子取得好成绩，父母才会给予关注和表扬；反之就得不到他们的关爱。这些得不到父母真正尊重和关爱的孩子会缺乏自我价值感，并逐渐养成心理的低自尊极易出现心理问题，剧中的子悠就是在考场中心理崩溃。当前青少年意外死亡事件发生，很多是由于亲子冲突造成。或者是父母本身给孩子带来莫大的精神压力，或者是遭遇挫折后父母提供不了基本的情感支持。不对等地位下家长对儿童主体性的漠视和亲子冲突的加剧，使父母和家庭不仅不能作为儿童成长的安全港湾，反而成为一种伤害，令人扼腕。
剧中子悠确诊了抑郁症
（三）不平等社会关系中儿童主体性的消解
如果说密集养育和漠视儿童权利是天下父母的通病，那么家长与儿童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在当下我国是个特别的问题。中国社会历经变迁但其差序格局下的社会结构并未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仍然不能打破基于家庭的亲缘关系的约束。虽说公约强调儿童是独立的个体；各种育儿指南都提倡民主式教养方式的益处；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对民主平等的亲子关系也有执念。可是对于浸染在几千年“孝”文化中的中国家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平等更多是种美好的愿望。很多人甚至认为现在的孩子难以管教并变得叛逆，正是由于失去了传统的孝道，过多地讲究平等使得孩子失去了对父母的尊敬和顺从。如此，由于亲缘关系导致了家庭养育中主体性发展的第三种困境：从人的主体性发展最终目标来看，儿童必须具备个体的主体性；但是儿童主体性的不断增强，也意味着家长权威的不断消解和家长主体性的不断削弱，而这通常是家长尤其是中国家长所不愿意放弃的阵地。 此种文化下大多数孩子也习惯于听命于父母的安排，即使长大成人仍愿意按照父母的意愿选择工作乃至人生伴侣。研究表明“孝”仍然对现代中国人的代际关系起到明显的黏合作用，转型社会下代际关系呈现紧密化趋势，且越年轻的人越认同孝道观念。不过传统的孝道是一种文化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强制性力量，而今天在哺育−交换−反哺的过程中，情感的作用越来越大。而笔者却认为，这些“情感”力量反而更容易演变成养育中的“情感绑架”，将儿童的主体性发展彻底埋葬，家长与儿童之间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关系在当下制约着儿童的主体性发展。同时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也使诸多家长更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而漠视孩子个体的发展兴趣。在此种文化背景以及现实升学压力下，为了实现父母的期望，孩子的学习成长以及职业发展以父母要求和家庭利益等外在因素为优先考虑，特别是在当下中国大中型城市中，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使儿童从小陷入以分数为导向的学业泥淖和被动发展。

在《小舍得》里，田雨岚的儿子颜子悠的辅导班就从未断过：一至三年级攻剑桥英语，四五年级攻小学奥数。儿子也颇为争气，班级成绩永远是前三名：各种相关证书奖杯放满一柜子。在田雨岚心里，儿子的成绩就是她的门面，是她炫耀攀比的谈资。比如在家庭聚餐时，可以让孩子表演背诵圆周率后100位。连吃个西瓜都要孩子展示背英语单词。为了让孩子进金牌班，她不惜拉下脸贿赂老师、请公婆出面、找继父托关系。她时刻对孩子耳提面命：“你学习好，就是对妈妈最大的回报。”最后儿子颜子悠患上重度抑郁症和狂躁症，厌倦学习，情绪不受控制，在考试时疯狂撕试卷！田雨岚的本意是希望孩子越来越好的，无意中却让这种病态的攀比教育毁了孩子。

“鸡娃”的后果是，由于儿童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生活，极易陷入“我是谁”的灵魂拷问中。这是由于儿童的身心发展过早地承受了生命发展之重和家庭期望之重，让儿童失去了个体创造性地建构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并进而产生自我意识危机。耶鲁大学教授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这样描述主体性匮乏带来的成人后迷茫：“他们焦虑、忧郁和迷茫；他们满足于所受的教育为他们划定的界限，几乎没有智力上的好奇心。”对于这种儿童主体性的消解带来的个体灵性的丧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则提出“空心病”的概念，即缺乏价值观，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有“空心病”，他认为如果孩子从小被外在功利的目标推着走，长大后就会变成没有内心尺度的“空心人”。统计资料也显示名校学生的抑郁症和自杀率更高，因为他们就像从标准化流程里精心打磨出来的完美产品，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不敢脱离这个优秀的壳，就像没有自我意识只知竞争的机器人。这种“空心病”正是个体主体性缺失的具体表现。

三、家庭养育中主体性的建构

亲缘关系中家长主体性的迷失以及儿童主体性的匮乏与消解表明，当下家庭养育中的诸多育儿活动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差甚远，很多情况下家庭养育活动非但没有促进主体性的建构，反而成为个体主体性发展的包袱，因而人（家长和儿童双方）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被动发展，急需要家庭养育模式的转向来实现个体的主体性尤其是儿童的主体性发展。 （一）由单向说教转向双向互动 家庭的价值在于其独特的社会化价值，正是在日复一日的家庭日常生活中，父母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把社会规范、生活技能和传统习俗等价值体系传递给儿童。家庭作为儿童发展的第一个社会实践场所，亲缘关系为主体的共同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家长和儿童所构成的对象性关系的两极均是具有主体性的人，家长主体性与儿童主体性是同时存在且相互依附的。但是主体性建构不是自然发生的，在不对等地位下和不平等关系中，家庭养育中极易形成家长单向度说教的模式，因此家庭养育中主体性的重构最需要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动。双向互动是从家长和儿童这两类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在同一活动范畴中的协调和统一上提出的，着眼于双方的主体性特征，强调家长主体性与儿童主体性的协调发展。只有互动才能使儿童的声音得到更大的保护与释放，改变家长单向度的说教模式，使儿童主体性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因此家庭养育中主体性的重构，更多是意味着将儿童作为主体放在中心位置，通过主体间的互动，形成儿童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家长需要在激发儿童自主发展的基础上，与儿童进行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家长必须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具有儿童权利的意识，在家长和孩子的顺利互动的基础上赋予儿童自主选择的权利，让儿童成为成长的主角。
（二）由密集养育模式转向自然生长 儿童时代被丰子恺称为人生的黄金时代，儿童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成熟,应该得到按照自己的发展节奏自然成长的权利，这是个体主体性发展的基础。然而在“鸡娃”时代随着密集养育模式的流行，大多数儿童的成长节奏按照成人的意愿进行，使儿童的生活内容愈来愈成年化乃至童年消失。可以说对儿童的过早和过度开发，是对儿童正常成长进程的时间和空间挤压，是以成人的某些观念和行为模式取代儿童成长过程的自然性，是对儿童发展权利的剥夺，急需要家长由密集养育模式转向让孩子自然生长。 心理学上著名的“双生子爬梯”实验早就说明，超前或者提速似乎对儿童的身心发展并无益处。人类的童年期之所以漫长和松散，为的是使儿童拥有更多的自由玩耍时间。自由玩耍是儿童认识世界和征服世界的基本手段，也是心智（mental）健康的主要标准之一。而当前父母对于儿童期玩耍缺失所带来的危害似乎知之甚少。在一篇《大西洋月刊》封面专题“父母们，让孩子们自在一会−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中作者指出，以安全之名的过度保护，已经将独立、冒险和探索精神从孩子们的童年中剥离，然而孩子们实际上并没有变得更安全，尤其是在心理层面。随着孩子们自由玩耍时间下降，儿童的心理障碍问题逐年上升，现在美国儿童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发病率是50年代的5−6倍，15−24岁年轻人的自杀率翻了一番，而15岁以下的孩子的自杀率翻了两番。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基本的心理健康都得不到保证，儿童主体性发展更无从谈起。 （三）由聚焦儿童发展转向父母成长 父母作为家庭养育中重要的实践者，若缺乏必要的教育智识准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主体意识缺失，因此家庭养育中主体性建构的重点也应放在家长的成长上，即要关注父母意识的完善。父母意识主要是父亲和母亲对于妊娠、分娩、育儿及亲子关系的态度，对为人父母的自信心与责任感，以及成为父母对自身及配偶的评价及情感体验等。父母意识体现了父母的价值趋向，进而影响他们的教养模式及对孩子的态度。父母意识概念的提出，超越了以往家庭养育中只关注父母教养方式等外显性因素影响的局限，开始探究父母本身的发展对孩子形成的内在的本质的影响。研究表明，父母的职业类别往往预示着不同的工作条件、社会地位和家庭的物质生活等，这些都与他们的自尊、抱负、价值观密切相关，转而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期望和行为方式，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发展，这正是父母意识对孩子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 因此家庭养育的关键之处是通过家长不断完善自我带动孩子发展，这是一个漫长的家长成长的过程,更是对孩子起到身教的作用。信息时代家长更要注意使养育主体性不被淹没在技术之中：科技发展本身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有力证明，同时技术的工具性又容易使主体异化为工具，比如人们对网络的依赖就可能导致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退化，增加了主体性培养的难度。所以在网络世界中培养家长和儿童的主体性挑战更大，重点更要放在提升家长的主体意识和父母成长上。

电视剧结尾终于出现了家庭养育方式的转变和家长的成长，我们看到即使像田雨岚这样极端的“鸡娃”母亲也开始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足球，南俪更是在欢欢离家出走之后摒弃了自己的“鸡娃”策略回归初心。最让人担心的反而是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米桃了。看着收入微薄的父母为自己费尽心思，米桃很懂事，她的表情永远紧绷的，时刻谨记着父母嘱咐的话，丝毫不敢松懈。　　

当她第一次踏进夏欢欢的家，满柜子昂贵的手办、玩具都是她闻所未闻。转身却看见妈妈忙碌的身影，她内心受到强烈的冲击。跟着欢欢去游乐场玩，单门票就要398元，相当于父母一天的收入。等她回到家，听着父母的念叨，看到自己生活的环境，米桃的内心更加压抑。每次父母抱怨开销大，满怀愧疚感的她不停逼迫自己用功读书。但是欢欢无意间的炫耀，妈妈“强加”让她听话懂事，让她受尽委屈。最后，被击溃心理防线的米桃大哭着质问父母：“为什么我要永远懂事？为什么你们就欠人家那么多人情？为什么你们那么没用？”

《小舍得》中令人深思的不仅是个体家庭养育中的得失问题，更应引起警惕的还有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养育不平等问题。处于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优势地位的父母更有可能采用利于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或提升阶层的方式，而弱势地位家庭中的父母在养育上面临着更多局限与阻力，并且这些差距未来会增加处于弱势群体儿童的发展困难。可以说社会不平等加剧养育差距，而养育差距又将孕育更多的社会不平等，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需要社会支持来解决的“养育困境”。 “儿童并不是任由成人摆布的玩偶，他们始终有属于自己的主体性、利益诉求与情感需要。”“ 鸡娃”时代，家长、学校和社会应达成共识，尊重儿童独特的生命体验，家庭养育应该回归初心−也即儿童发展本身。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应该在家庭养育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也即家庭养育中主体性的发展。家庭养育中的主体性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家长和儿童主体，而是人之为人应有的本质属性，这是家庭养育主体性的根本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