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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我的车》这部电影涉及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改编形式。日本新锐导演滨口龙介在这部近三小时的长片中,综合了安东·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1898)和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驾驶我的车》(2014),在两部时隔一百多年、且文体形式不同的作品之间,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叙事。从现代性的尾声回到现代性的发生时刻,我们也因此可以从中了解不同时代人类生活的“错位”。
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导演家福的妻子音是一名剧作家,两年前意外去世,丈夫沉浸在自责和悲痛中。当他被邀请在广岛的一个电影节上执导一部戏剧时,导演发现之前与她妻子偷情的男演员也来面试这部戏,最后那位青年男演员和其他人一起入选,导演家福别有用心地让他饰演万尼亚舅舅这个角色。他的女司机十几岁就出来打工,唯一的职业技能是驾驶,但是她的驾驶技艺精湛,让导演产生了敬意和好奇。随着事件的发展,尤其是导演和男演员在车内的一次长谈,女司机渐渐明白,看似高高在上的导演的实际生活,和自己遭遇的悲剧竟然有些相似。在恰当的契机,她也向导演讲述了自己如何“杀死”母亲的故事,并带他看了自己的家乡。
影片中作为“导演”、也是主人公的家福,正在执导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滨囗以一种现代的科学语言来推进情节,同时兼有俳句和歌式的抒情,尤其是对剧中人物任何细微的情感、动作,有精妙的把握。在这部戏的排练过程中,家福使用了一种传统的方法——演员们围拢在一起读剧本——种种相似,造成了和契诃夫原作神似的效果。此外,内在于《万尼亚舅舅》中关于绝望、虚无主义、人与人之间爱与信任限度的探讨,也成为话剧演员们自身的困境。
在《万尼亚舅舅》和《樱桃园》中,契诃夫曾捕捉了俄罗斯式的世纪末情结,呈现出平庸文人和新中产者贫乏无趣的生活。而村上春树则对六十年代以来青年的生存有一种存在主义的理解。这看似无关的两个时代、两个文本,就统一在滨口龙介这位“日本电影新浪潮”导演的新作中。《万尼亚舅舅》成为整个影片的戏中戏,这听上去很老旧——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设计精彩的戏中戏。但和传统的戏中戏相比,《驾驶我的车》这部作品聚焦于戏里戏外、角色和演员之间的多层对位,以至于契诃夫及其作品不仅成为剧中的一个参照性元素,而且成为人物活动的支撑,也成为影片的重要结构单元。甚至可以说,剧中人成为影片不可或缺的“角色”。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解释,“那些总要企图去表演或表现契诃夫的剧本的人是错误的。必须存在于,即生活、生存于他的剧本中。”我们看到,《驾驶我的车》中的人物就像幽灵一样生活在契诃夫的戏剧语境中,如同导演所期待的,“契诃夫的文本有一种力量,当你说出那些台词,它能拖拽出真实的你”,之后他们按各自的秉性被其吸附、引导、转化、吞噬,最终在话剧的搬演过程中发生奇妙的“顿悟”,这个过程和原作中万尼亚舅舅、索尼娅的“顿悟”是相匹配的。
影片精巧地在主人公家福、他的妻子音、与他一起进行话剧演出的同事以及他的司机美咲之间,建立了一种话剧式的人物关系。故事在整体上是从家福的第一人称视点展开的,但是几个主要角色在剧中占据的叙事比重基本是等分的,这使他们有足够的空间讲述自己,演绎各自平行的叙事轨迹,从而使影片成为一个戏剧式的、多声部叠奏的空间,在人物与人物之间,有一种巴赫金式的对话感,不断拆解、缓和、修复着家福身上的矛盾冲突。
影片致力于使家福与周围的人发生一种契诃夫戏剧才会有的化学反应,它取决于人物在看似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抒情性场景和生活细节的展开中,渐渐产生一种关于生命意义的顿悟。家福身上这种顿悟和转变的发生,主导性的契机在于他在妻子音去世之后和自己的女司机美咲、话剧演员高月及饰演索尼娅的手语演员之间的多重交流。在这个过程之中,家福作为话剧导演的身份,潜在地暗含了一种契诃夫式的作家个性:作为俄罗斯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被他伴随着抒情的手术刀式的精确所标记,因此,对人物进行冷漠的医学观察,成为世界范围内某种典型的作家癖好。这种艺术家做派使丈夫家福最初对妻子的外遇对象高月采取居高临下的“观察家”的态度,但回过头来,在跟他的演员和司机的多个回合的交流过程中,他意识到了这种观察并非在道德上天然中立。高月说:“我很喜欢音的剧本,尽管你们不是同一个人,但是我发现你们都有一些特别的互相呼应的细节,你们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完成同样的追求。”他实际上也在观察家福的反应。作为话剧导演,家福想要用冷静的作家目光审视自己周围的人,尤其是高月。作为惩罚,他让后者饰演万尼亚舅舅,并提醒他,“尝试专注于你的文本,你需要的不是表演”;他也如此对待自己有外遇的妻子。从《神曲》中的保罗与弗兰西斯卡,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作家们已经意识到,现实中的很多困境,来自过着平凡生活的人们对于文学形象的摹仿性欲望。在《驾驶我的车》中同样如此,不过洞察这个现象的导演有一个邪恶的企图。但通过七鳃鳗故事的不同结局,他发现,正是自己对妻子不闻不问的观察,使妻子坠入深渊。就像七鳃鳗故事之中的那个男孩,明知自己家里出现一个闯入者,甚至发生了凶杀案,却装作若无其事。音看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不忠行为的无所作为,正是这一“不作为的作为”,向她揭示了生活无法忍受的深渊。就像女司机所说的,我们不应该把人想得过于复杂,当我们想要直视他人身上的深渊的时候,首先应该做的不是冷静地剖析他人,而是直面我们自己深处那些无法言说的部分。家福终于意识到“戏剧性摹仿”不得不在自己身上发生了,否则《万尼亚舅舅》这出戏只能前功尽弃地中止。在高月因为犯罪被抓走后,他不得已替补了高月的角色。
当然,滨口龙介无意于仅仅制造一个关于出轨、背叛与信任的家庭情节剧,尽管在表层和主线上,这是不可或缺的。在情节的倒转中,艺术家的手术刀式的冷静观察首先被解构,在道德上这种“观察”变得暧昧不清,甚至造成了亲密关系上无法挽回的恶果。“最终我们能做的,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并按照想要的方式实践自己。如果您真的想观察一个人,那么恰当的方式,就是先对自己的内心做好充分的观察。”这给对契诃夫戏剧的搬演提供了附加的含义,影片成为对契诃夫式作家人格的指责。在话剧的意义上,影片呈现了不同人物之间世界观的不可通约性,每个人“各司其职”,司机做司机的事,演员做演员的事,猎艳高手做猎艳高手的事,都做到了本真和挚爱。最初,家福把高月作为自己妻子不忠行为的恶劣参与者,默默注视他的一举一动。但在剧情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一个可怕的对位——妻子和高月实际上也注意到家福的“看”,彼此的凝视构成了一个镜像叠加的“看中看”。影片中有一个闲笔,我想只有在“看中看”的框架中才显出编剧的用心,即家福和高月谈话时,两次被陌生人所偷拍,甚至第二次偷拍发生时,家福还打了那个家伙,这也导致其最后被拘捕。我们始终不知道拍照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这么做。这样的事在生活中经常发生,即使不问为什么,我们也觉得可信。但我们可以假定,他知道二人与音关系,想要看他们的热闹;或者,他是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拍摄陌生人的人——导演借此控诉了影像的暴力;或者,他是知道高月狎亵的私生活的看客;再或者,他只是对导演感兴趣的某个剧谜……
在家福和女司机之间,是另外一重对位。如果女儿活着,已经23岁了,和女司机美呋年龄相当。这在家福和美呋之间建构了一种隐约的父女关系。二人也都是负罪的人,高富“杀了”的妻子,女司机“杀了”的母亲,他们都认为自己应该对亲人的死亡负责。二人相遇的地方,是另外一个象征性的地名:广岛,一个日本民族主体被杀的地方,一座被二战摧毁的城市,和平纪念公园的所在地。爱女的夭折,母亲在雪地中的葬身,都带有集体创伤的痕迹。危机不单单是由于婚姻的困境,这个“夭折”的婴儿,在大江健三郎、石黑一雄的作品中都曾出现,毫无疑问指向战后日本文化的“重生”。故事中不断漂浮的自我、他者,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我们对他人的责任,“宽恕”的限度何在,我们应该如何“赎罪”,很显然也是一个“民族寓言”文本,关于日本是否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如何承担战争责任,日本作为主战国如何又成为受战国,普通人如何既是刽子手又是被害者。在美呋和家福身上,也累积了阶层、出身、教育等方面的差异,而在差异中显现的命运的可比性,更把这种个体的“赎罪”变成一种广泛的选择。在美呋的自白中,我们知道她已经跟自己的母亲“和解”,而这正是家福被启悟的地方。他知道,是时候放下对妻子的冷漠凝视,放下在镜像迷宫中凝视他人的艺术家冲动,仅仅单纯地体验“爱”,不管对方是否双重人格或发生了背叛。美呋在某种意义上是影片中的“普通人”,也像是影片的一个“隐含观众”,她话不多,表情漠然,内心生活就像一个黑匣子,很少向人敞开,她总是在事务性的场景中才会开口,说的也都是朴素的话,她在影片中作为司机,也是“摆渡者”,也是普通人性的代表,衔接起不同场景中的情节链条,还是家福“独白”的天然受众。这就像肉身化的观众,通过她,观众代入自己。她的故事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通过她自己的讲述才能知道,即使在最后,她跟导演一起回到自己的故乡,看到的也不过是被白雪覆盖的坍塌的房屋旧址,什么也无法说明。影片中所有的故事都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求证,只有司机的故事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证实。在探访她的家乡的路程中,出现了一个消音的片段,其奢华程度不亚于戈达尔《法外之徒》中沉默的一分钟。汽车从都市进入荒郊,穿过隧道、经过轮船,经过黑夜与白天,从嘈杂的市井驶过白茫茫的大地,就像一次深入潜意识的旅行,也意味着这个“抵达”就像梦一样不真实。在写实的层面上,这种处理也说得通,正如在汽车中驶入冰天雪地,我们经常进入万籁俱寂的状态。
然后是第三重对位,索尼娅的扮演者(手语演员)和她的丈夫之间甜美的爱情,与家福和音之间破裂的爱情构成对比。看似不相关的几个人物,其实围绕家福的困境构成了复调的生命轨迹,通过这些人物身上的陌异性,影片展现了外在于家福的生活逻辑和世界观,也显示了在它们敞开的过程中,家福身上产生的精神呼应。
滨口龙介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巧妙地把话剧和电影两种不同媒介的特异性放到前台,在展示契诃夫剧作搬演过程的同时,从来没有想要忠实于原作的结构,而只是采撷了其中个别人物富有象征意义的对话。“念独白”这种特殊的排练方式,看似还原了戏剧搬演的场景,实际上也展现了搬演行为的虚构性和非话剧性。影片重点突出了索尼娅、万尼亚舅舅这两个角色对话的张力,穿插了“万尼亚舅舅”饰演者高月与台湾女演员的暧昧关系,但其中特别被强调的段落,都和电影中的角色有着强烈的互文关系。比如契诃夫原作中沃伊尼茨基(万尼亚舅舅)的台词:“我把自己的生活糟蹋了!我有才能,我有知识,我大胆……要是我的生活正常,我早就能成为一个叔本华,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了……咳,我怎么谈到题外去了!我快要疯了……母亲哪,我真没了希望了!”关于万尼亚舅舅的台词,充满虚荣、无病呻吟和迟到的悔悟,和现实中高月的生活构成呼应。
影片使用了包括韩语、日语、中文、英语、手语在内的不同的语言,从而提喻了全球化时代人们交流的困难,这种对人与人之间交流对话的不可能性的呈现,实际上是反戏剧的。戏剧往往假定通过单一介质的台词来传达主要情节,否则人物之间是无法进行有效对话的。但家福导演的整部剧就像一部“无声的戏剧”,角色只有通过翻译、台本提示、字幕才能够实现对话。但在电影中,这种怪异的搬演方式凸显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不可能,翻译对话的不可能,这种相互理解的深渊,正是影片的主题。媒介上的失效成为影片精心设计的表意内容。
契诃夫的话剧《万尼亚舅舅》,被批评家视为通过抒情性的沉默展现了现代人的绝望和交流的困难,而滨口龙介则巧妙地把这种沉默表面化、电影化。它引入了一个不会说话的手语演员索尼娅,使“沉默”人格化,在聒噪的日语、英语、韩语、华语之间,人为地留下了空隙。正是通过影片的特写和近景镜头,我们才能看清索尼娅的手指、面部表情如何精准地传递出通过台词所无法传递的内容。这样就把契诃夫标志性的无声、无形的“静默”和抒情性台词进行了可见化的处理,体现出滨口龙介对电影媒介的关注。话剧中原本存在的长久、无声的“对话”,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沉默和静场来完成,然而这种处理在电影中是不经济的。作为替代性方案,滨口龙介提供了直观的关于面部表情的颅相学观察,化不可见为可见,使契诃夫的“话剧”电影化。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录音”之中,《万尼亚舅舅》的录音把话剧的文字“念”出来,而且是经由亡灵之口。在这个意义上,“音”这个名字有双重的含义,她在后半段确实只以声音的形式存在;她也是契诃夫剧中一个未登场的演员。
围绕着高月、美呋和索尼娅,也形成了精神分析的地形学,三个人分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影片在结构上把重点转向戏剧人物和现实中扮演者之间的互动与碰撞。这种精神分析向度上的解释空间,想必不是导演和编剧有意为之,但是确实使影片围绕家福构成三元互动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三重人格如何从最初的不匹配,随着故事渐渐铺垫发展,到结束的时候,完美地在家福身上达到平衡,也意味着他生命中最重要危机的缓解。这当然也契合于《万尼亚舅舅》的题旨,就像索尼娅最后念的:“我们要继续活下去,万尼亚舅舅,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串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也成为影片结尾的台词。之后,就是恢复正常生活的美呋,如何到韩国生活,带着那对韩国夫妇的狗,度过平凡的一天。影片实际上把希望寄托在现实中的弱者身上,无论是美呋还是手语演员,现实中很少有人关心她们在想什么。但她们被赋予救赎的希望,她们来自“非语言”的世界,最终以其沉默与坚韧的价值,战胜了艺术家世界的虚无。
通过这些巧妙的设置,我们发现契诃夫原作的电影对等物并不是塔可夫斯基或安哲洛普洛斯,相反是一个以台词和对话见长的导演滨口龙介。《偶然与想象》《欢乐时光》等片中舞台剧式的的对称场景、直面第四堵墙的走位、乐队指挥机位的设计,以及充满话剧腔、强调精确性和叙事引导的台词,在这部影片中得以保持。正是因为他的角色对表情、肢体语言、台词和对话的专注,才对契诃夫原著中不可还原的抒情性场景进行了巧妙的转码。改编者的意图并不是忠实于原作的结构,相反,是在戏剧人物和现实的演员实际生活之间进行类比,从而呈现出一个关于“艺术再现”的问题,即契诃夫的文本如何把从事搬演的工作人员吸附到自己原作的语境之中,从而吞噬他们,这和《纽约提喻法》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最终,影片中人物的牢骚、追问都引向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我们如何审视他人身上的深渊。根据美呋的解答,我们在审视他人之前,首先应该做的是简化问题的复杂性,先确认“爱”的存在;同时,我们应该先审视和剖析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把手术刀对向别人。
在艺术问题上,滨口龙介没有偷懒,他从电影形式的角度对契诃夫的“素材”进行了处理。这体现了改编问题上的一种方法:就艺术文本作为“素材”而言,它和现实作为原始的素材相比,并没有任何的优先性。这份见解或许能帮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换到电影如何对话剧的原文进行有说服力的转化。这是一个相对抽象的问题,我想这也是从《万尼亚舅舅》到《驾驶我的车》给电影改编话题的一个启示。
本文刊于《289艺术风尚》20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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