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监狱实验

1971年8月，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做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研究小组以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启事的方式，来征集实验的志愿者，被选中者每天可以得到15美元的报酬。应征者需要接受面试，以确认他们不是怪人，没有任何被逮捕的经验，也没有心理与生理问题，“心理面的各个向度都在平均值附近”。最后筛选出20余名正常、健康的年轻人，以随机分派的方式，9人成为“狱警”（分为三班），9人成为“犯人”，余者候补。
实验的设计时长为两周。按津巴多的表述，实验的目的是观察这些原本高度相似的年轻人，在作为“狱警”和“犯人”，共同经过两周的监狱生活之后，他们的人格是否会发生变化，亦即特定的监狱情境会给这些人带来什么：
经过事先挑选，我们的受试者普遍代表了中产阶级、受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是学生的同质团体，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藉着随机分派，将他们分为“狱警”“犯人”两个角色，但事实上这些人不但可以比对，而且随时可以互换角色。“犯人”并不一定比“狱警”凶残邪恶、充满敌意，“狱警”也不一定是强烈寻求权力的权威者。……两个星期后，这些年轻人是否还是难以辨别？他们的角色会不会改变他们的人格？①
实验由9名“犯人”在家中被参与合作的真警察突然逮捕开始，他们被蒙住眼，由警车送入模拟监狱，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狱警”命令他们脱光衣服，伸直双臂，打开双脚，面墙站立，向他们身上撒粉除虫，“有些“狱警”开始嘲笑“犯人”的生殖器大小，评论最小的尺寸，或嘲笑他们的睾丸不对称”。然后“犯人”们被扔进三间牢房，获准穿上囚服（不许穿内衣裤），以丝袜套头（代替剃光头的程序），穿上塑料拖鞋（脚踝上串有锁链），并获得一个数字代号（抹去个体色彩）。“狱警”与“犯人”们由此开始在模拟监狱中扮演各自的角色，进行各种互动。
但实验没有如预期那般进行两周，而是在第六天被紧急叫停。原因是“狱警”们的做法越来越极端，开始操控“犯人”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其中一位“狱警”在第五天命令一半“囚犯”扮演雄骆驼，另一半“囚犯”扮演雌骆驼，集体模拟表演性行为。
津巴多后来在《路西法效应》一书中感慨，实验的初衷，更倾向于评估外在的制度性因素，究竟能将一个人的内在天性压迫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观察好人与恶劣环境的斗争”——换句话说，“犯人”们才是整个实验的重点观察对象。但实验的走向超出了估计，较之“犯人”们的表现，“狱警”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更为惊人：
有些志愿者被随机指定扮演“狱警”角色后，很快便开始滥用新取得的权力，他们残酷成性，日夜无休地贬低、鄙视、伤害“囚犯”。……其他“狱警”虽然并未有虐待倾向，但是显得冷酷、苛求，对于受难同胞们的处境极少流露出同情。只有少数“狱警”可被归类为“好狱警”，他们抗拒了权力的诱惑，而且有时候能为“囚犯”的处境着想，多少为他们做点事，比方说赏个苹果或塞根香烟给人之类。②
津巴多认为，实验强有力地证实了“恶劣的系统与环境产生的毒害，可以让好人们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善恶之间的界限并非牢不可破，而是相当脆弱。“狱警”柏登（Burdan）在实验过程中被记录下的言行与自我剖析，可以很形象地说明这一点：
（1）实验未开始时，柏登说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崇尚非暴力的个体，我不能想象自己要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粗暴的‘狱警’”。
（2）实验开启之刻，柏登曾怀疑大部分参与者是否真的可以“严肃看待这场实验”。
（3）第一天，柏登的感受是“最怕‘犯人’会把我当作坏蛋”，觉得装腔作势讲话的自己像是一个笨蛋。
（4）第二天，柏登从车子里走出来时，“突然希望人们注意到我的制服”，且开始习惯用警棍“打墙打椅子打铁栅门来展现我的权力”。
（5）第三天，柏登行使了允许或禁止‘犯人’父母进入探访的权力，“这是第一次我有机会如我所愿地操弄权力”，几乎完全的控制权让这段经历成为“实验中我最享受的一段”。
（6）第四天，柏登用手铐和蒙眼对付‘犯人’的做法受到了指责，但他强硬回应说“这都是必要的安全措施”。
（7）第五天，柏登羞辱为难了一位‘犯人’，原因是“我就是不喜欢他”；新来的‘犯人’用拒绝吃晚餐的方式抗议，柏登采取了强迫喂食，“我让食物从他脸上滑落，不敢相信这是我做的；我恨我自己强迫他吃，但是我更恨他不吃”。
（8）第六天，实验被紧急中止，柏登很高兴脱离模拟监狱，“感觉好极了”，但他觉得有些“狱警”并不开心，原因是“他们的钱会变少而且他们都乐在其中”。③
如今，“斯坦福监狱实验”已成为心理学中的经典案例。但近五十年来，对它的质疑，也从未终止过。
实验样本量过小、研究报告发表在非同行审议的期刊、研究人员参与到实验中——比如津巴多的学生杰夫（David Jaffee）担任了“典狱长”等，均是实验招致非议的因素。津巴多近年公开披露的一些原始录音、视频资料，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比如扮演“典狱长”的杰夫，曾要求一位“不活跃”的“狱警”“积极参与”“变得更强硬一点”——质疑者据此认为，并非权力让“狱警”们变得残酷，而是实验的组织者要求“狱警”们残酷，进而认为“斯坦福监狱实验”乃是一场骗局。
针对这种质疑，津巴多的回应是，在实验的第一天，“狱警”们并没有真正进入角色，“录像显示他们曾偷笑着让‘囚犯’更加遵守规矩一些”，所以“典狱长”杰夫找到一位无法进入角色的狱警，说了如下这样一番话：
“我们真的很希望你能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并参与进去，因为‘狱警’们必须认识到每一个‘狱警’都必须成为一个“强硬的狱警”。这里的‘强硬’，我是指你必须变得更加严格、坚定，并且你必须有所行动。这对于这个实验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否能让这个东西变得真正像一个监狱，也就是我们这个实验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狱警’们的行为。”
津巴多强调，“我们从未更加具体化（教他们）如何去变得更加‘强硬’，并且当时有明确警告禁止使用任何武力。”实验不允许武力打击“囚犯”，但允许创造无聊、沮丧、恐惧、以及无力感等情绪。这些回应，在他出版的《路西法效应》一书中，其实已提及过。
这番回应所道出的，其实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先天不足——无论如何设计，这个模拟监狱里的权力体系，都无法等同于真实的监狱。即便津巴多努力使用真警察，用突袭的方式前去逮捕“囚犯”，被选中担任“囚犯”角色的志愿者们仍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这只是实验”。“囚犯”如此，“狱警”也是如此，实验的设计者出面要求不能进入角色的狱警“变得更强硬一点”，也就成了不得不为的事情。当实验的目标止于“观察好人与恶劣环境的斗争”，也就是以囚犯的反应为主要观察对象时，这番“变得更强硬一点”的针对“狱警”的要求，对实验尚无大碍。但当“狱警”的变化压过“囚犯”的反应，成为主要观察对象时，这种要求就成了对实验的干扰。
其他指责“斯坦福监狱实验”为骗局的证据，也是大体相似的情况。比如某参与实验的“狱警”称自己的过激行为是遵从实验设计者的要求，目的是为了让实验能够进行下去；某中途因精神崩溃退出的“囚犯”则称自己退出的真实原因是担忧实验影响考试，所以故意表演精神崩溃寻求退出（他原本以为扮演“囚犯”既可安心学习功课，还可以挣到一些钱）——这些都是“模拟监狱”难以避免的问题，是一种无法与真实监狱比拟的“先天不足”，而非有意制造的骗局。
尽管“斯坦福监狱实验”因先天不足存在着种种争议，但它仍是心理学史上最受关注的实验之一。因拥有极高的大众知名度，甚至还被多次改编为电影。
参考资料
①②③菲津巴多.路西法效应[M].上海：三联书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