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顶峰

影片放映结束后，朋友说，主人公总是在强调他爬山是为了家人，这一点多少让人有些不适。爬山，明明是一件对个体来说更有“好处”的事——登山者通过登山获得自我实现，获取声名。如乔治·马洛里所谈论的“登山的意义”：因为山在那里。山的壮阔美丽，它带来的挑战，吸引着登山者前赴后继冒险。登山对家人会有什么好处？登山者忙于户外运动，会减少在家中承担家庭义务的份额，而一旦ta失事，则会带给家人巨大的痛苦。影片中主人公登山家的妻子夏琼，一直在表达她并不需要丈夫去为了她做这样大的冒险，她只情愿他平安。

很显然，在放映交流的现场，主人公张洪先生也非常坦诚地表达，自己在无意中接触到雪山之后，发现了自己能够做这件事，从中收获了信心，也有了梦想。而夏琼非常清楚这一点，尽管她谦虚地表示自己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丈夫接触登山以后发生的改变，但她显然发现这件事点亮了被残障推入灰暗状态的丈夫，并因此愿意支持他这个危险的梦想。

承认登山就是自己的个人欲望有这么困难吗？

还真的很难。

排除掉影片出于故事性、区分度表达的需要而对张洪“为了爱人登山”的突出强化，“利他”式的表达确确实实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下为数不多赋予这位登山者合法性的路径。在西方社会，即使登山的理由非常私人化，也会被社会接纳和鼓励（如Free Solo中怪癖的攀岩者）；中国传统社会的实用主义往往将“登山”视为不产生产能的无意义行为，而作为一位有障人士，张洪的攀登会耗费比普通人更多的时间精力物力，如果他的攀登目的是纯粹利己的，更容易遭受传统社会的舆论压力，他自己也会在这样的压力中更容易陷入自我谴责。

这是《看不见的顶峰》相当有趣的一点。尽管这部影片涉及的人物并不多，但通过这几个人物的行动与表达，他们背后看不见的社会文化正隐约显形：不同于西方背景的登山者往往将登山/攀岩视为一种自我的生命挑战和超越，张洪登山的动机是完全嵌套在社会网络中的——视力障碍使得他连带他的家庭被社会边缘化（妻子被“看不起”），他需要登山带来的社会声名，获得尊重，为他与他的家人获取一个社会位置。

这看起来似乎不太纯粹，但“纯粹”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高度社会化的登山目的，就比“纯粹”的个人目的更为低级吗？卢克·马克思威尔（Luke Maxwell）在文章《对美国适应性攀岩话语的批评》中指出，西方主流社会话语往往过分强化个体性，把有障人士的困难归咎于其身体，选择性地强调“事在人为”——克服身体阻碍就能成功，而忽视了他们的障碍更多来自社会（比如不适合轮椅行进的陡峭坡道，被停车位挤占的盲道）。

攀登珠峰需要不菲的资金，有障人士进入登山领域，需要考虑的额外因素还要更多：舆论，领队/协作人，适合有障人士训练的场地（张洪居住地附近的健身房显然没有无障碍设计，他只能依靠爬楼梯积蓄体能）；合适的营地（是否有协助视障人士登山的经验，能宽容有障人士的队伍）。张洪在登山之前就已经深陷社会网络，他需要权衡不同的社会关系，需要“投资”，需要保证他的登顶能为他与他的家庭带来社会声名。哪怕他成功登顶了，旁观者还是很容易认为，他的登顶依赖于“外力”的协助——比如他的领队。马克思威尔在文章中提到一个案例，休·赫尔（Hugh Herr，一位肢体有障攀岩者）在完成高难度攀岩后，非障攀岩社群将他的假肢视为不公平的攀岩辅助。

我们的身体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能力被社会力量所塑造。即使是非有障者，社会资源的掌握程度也会对身体产生影响，如有经济能力前往健身房、有时间定制营养饮食计划的人身体素质显然普遍比只能食用垃圾食品的人要好。有障者更需要社会力量成为他们身体的延伸与补充。而非有障人士往往看不见这一点，他们会把“外援”与身体分割，把社会本应给有障人士（作为平等的社会公民）提供的支持视为“外挂”“占用公共资源”。社会包袱的叠加，使得张洪一开始的登峰旅程，就显得比单纯享受攀登的人要沉重和困难得多。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张洪面临的压力，显然不仅仅是作为有障人士被社会非正常对待，还有传统社会对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期待。

正如导演在阐述故事的时候提到主人公借登山向社会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传统社会中的男性被期待为事业有成的、勇敢无畏的，在劳动分工中承担起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主要责任，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带有明显的身体性，它鼓励“阳刚有力量的”的身体。在父权结构明显的社会中，不满足期待的男性会被排挤，进一步失去资源。而户外运动正是一个传统上被认为能彰显男性气质的领域（“身体的男性气质就是体育所象征的体力和技能的结合﹝康奈尔〕”）。张洪在尽力做一个传统社会期许的好丈夫和好父亲，只是陪妻儿旅行、做家务、努力工作显然未能完全满足（他所感受到的）社会期待（尽管对于妻儿来说这样是足够的），他需要登珠峰这项一般人都不敢挑战的“了不起的事”，重新塑造他的社会角色。

在放映现场一位男性观众的提问巧妙地侧面佐证了这一点，他问张洪为什么会在营地流露出想要撤退的懊悔。张洪科普了在高海拔状态下人情绪的难以控制，并且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后面再去想当时的情绪都觉得很好笑。但实际上，“负面情绪的流露”并不可笑。男性观众的提问，恰恰说明了父权社会对于男性“勇敢坚强”一类的男性气质要求多么深入人心，使得脆弱情绪的偶然流露都成为了一件需要发问（被默认有损男性气质）的事。我反而觉得，张洪在营地的痛苦和哭泣，想起妻子为他采下小花流露出的温柔和脆弱，都是影片极其动人的部分，这些细节让我们得以了解在社会性别角色捆绑之外的男主人公，了解人性更具体生动的一面。

而感谢夏琼女士，她具备的无限的爱的能力，在她的丈夫深受社会之网约束时，她用她的活力不断丰富着影片的维度。她深知两人的差异，在为丈夫默默做了许多看不见的劳动的同时，她努力地不失去自我。她热爱她的工作，知道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多么快乐。也正是因为这样，她理解丈夫的“自私”。有“自我”的爱才更长久。如果有一天，我们能真正接纳每个人对“自我”需要的表达，尊重每个人梦想的权利，包括那些弱势的、缺乏资源的个体，攀登珠峰才能如张洪在冲顶最后几天所感受的一样，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身。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前几日读到的女性户外运动爱好者写的文章，文章中详细地书写了女性户外运动爱好者在这一领域当中遭遇的月经羞耻、排尿困难等种种不便。对于这些体能已经极其出色的优秀女性而言，自然山峰本身的障碍，并不比社会沟壑更难翻越。至今为止，有关登山的电影，我们已经有了讲述少数民族孩子主动或被动成为登山向导的影片，有了摄影师携带大型设备登顶的影片，有了描写有障人士超越身体与社会障碍登山的影片，我也小小地期待一下，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在中国的大荧幕上看到讲述女性户外运动者困境和行动的电影，希望这一天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