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

评分：

6.0 还行

原名：暴风骤雨又名：The Storm

分类：纪录片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05

简介：

查看详情

更新时间:2009-03-10

暴风骤雨影评：土改：官方叙事之外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
——王兵

我们这一代人，只要受过初中教育的，大致还隐隐记得《暴风骤雨》这一课。里边郭大海连同故事讲述的“土地改革”，如同那本土气的语文课本，陈旧、遥远，与当下的我们构不成任何关系，也不产生意义。
但是，总有人对历史念念不忘。段锦川和蒋樾的纪录片《暴风骤雨》，又把我的视线带回到故事的发生地——黑龙江省元宝镇。因为上课时看的都是口述史（oral history）那种真实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于是，那些遥远年代因为这些老人的叙述，突然生发出了一种力量，一种与官方叙述截然不同的个人叙述的力量。
1945年，日本投降，国共两党在东北激烈的争夺也随之展开。那时中共在东北的部队只不过十余万，不敌国民党，于是，以1946年中共东北局下发的“五七”指示为标志，以争夺东北农民为目标的“土改”随即拉开。元宝镇也是在这时迎来了中共的土改工作组，其中就有周立波。那时这个组织并未公开声明属于中共，他们的任务，是要发动群众划分地主的土地、财产。
发动群众是艰难的。农民没有任何“阶级”、“剥削”的观念，他们的祖辈，已在这片黑土地上以固有的生产方式生活了上千年，包括过去的一百年，不管是太平天国还是国民党，都与他们丝毫不干。一个雇农的回忆是这样意味深长：

工作组：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干活？
雇农：他们给我钱。是我自愿的。
工：那你怎么不让他给你干活？
雇：因为我没有钱。

工作组自然不满意这样的“觉悟”。他们给这些贫下中农算账，“启发”他们自己的劳动与实际报酬的差距，地主是如何剥削他们。最后，工作组鼓励他们勇敢站出来，揭发这些吸血虫的罪恶，夺回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
然而，真正本分的农民是不敢站出来的，站出来的都是些一无所有、好逸恶劳的地痞。以他们为先锋，一场轰轰烈烈的揭批运动展开了——在宣传片中，农民们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的苦难，愤怒地向地主、富农展开“阶级斗争”——他们被告知，阶级斗争是残酷的，是不得不流血的。许多年后的元宝村村民回忆起当年的斗争，均承认斗争是残酷的，其中太多的批斗、用邢、杀戮，在此不一一赘述——但毕竟是“暴风骤雨”嘛，他们觉得，又不是和风细雨。可是需要残酷到这种地步吗？需要的：一、农民害怕共产党失败，得到的财产又被地主夺回去，故非得斗死不行；二、镇和镇之间的攀比。你杀五个我至少得杀六个。
血雨腥风很快过去，不得不说，农民分到地富财产时的无比喜悦，当年的一位妇女把分到的一件衣服套到孩子身上，对他说：“孩子，你终于有衣服穿了！”——在此之前，这个孩子甚至没穿过正儿八经的衣服。
然而，每个农民实际能分得多少财产，是值得怀疑的。一位农民回忆：“说句实话，当年即使是地主，还比不上现在最穷的人的生活水平。年三十连口猪都舍不得杀。冬天下地干活，就穿个棉裤，肉都露在外面。”贫下中农获得的，也无外乎一条马腿、或几条烂被褥。田是分几等的，最好的分给农会会长——通常是地痞。
运动并未停歇。第二年，以“挖浮财”形式展开的“砍挖运动”，地富所有的财产被分割一空，更多的人丧命——很多人是因无家可归而冻死。但中共的乡村动员却相当成功：分得财产的农民对中共自是感激不尽，并且踊跃参军——不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而是为了保卫“既得利益”，并且，军属家庭可以得到全村人的供养。
1949年，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曾经那样强大的国民党军。

看完后的思绪是杂乱的。我想到经济学课上老师的感慨：“我们曾经过度关注于如何公平地切割蛋糕，而忽略怎样把蛋糕做大。”当时的东北农村，几乎是赤贫的状态，若以严格的标准，找不到地主。所谓的大户人家，吃的也是粗粮，而缴获到的可分配资产是如此寒酸，以致于即使分到了土地，农民的生活境况也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并且这种财产的获得是不可持续的：粮食很快被吃完，原来好逸恶劳的人把得到的马换成牛、再换成骡子，很快挥霍一空，照旧一贫如洗——这很像50年代的人民公社，把各家所有都拿出来办公社食堂，结果一月之内就吃光，陷入饥荒——根本原因是蛋糕太小，怎么分都不解决问题。顺便提一下，解放战争期间和解放初的土改中农民获得的土地，在1957年都以“人民公社”的名义落入国家之手。土地，在农民那里终究只是倏忽间一转手，既然是给你的，自然也可以收回去。
赤贫的状态也是中共把苏联的“城市包围农村”的战略倒转过来的原因。赤贫的农村不是国民党的控制力所及，相当程度的自治状态给中共提供了机会。中共对贫下中农对土地渴求愿望的满足也为他们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权基础。顺便一提，地、富、中、下中、贫、雇的划分完全是模仿苏联（此前传统的划分是根据经营方式分为地主、自耕农、佃农）对于农民，这种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的“阶级划分”完全是外生的、被灌输的，但这种划分方法也是相当有用的：传统上自然的、自在的乡村生态消失了，代之以被建构的，几个界限分明的壁垒，贫下中农被灌输以一种“尖锐斗争”的文化，地主、富农则沦为斗争的牺牲品——尽管他们也曾经因政治需要，几度被中共当成“团结的对象”。

作为独立纪录片，被访者大量的粗话被完整保留。“他妈的”“操”这样的词已融入了村民的口语体系，被无意识地表达。这种表达无疑具有一种粗砺的质感：毫无修饰，直言直语。有的时候他们的见解是让你惊讶的。“这世上人和人总会有差距。”经历了一辈子起起落落的老农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5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农民又得到了土地的使用权——如果不是所有权的话。如今元宝镇富裕的农民，大部分还是那时中农、富农、地主后代，让人觉得历史仿佛是在兜了一圈后又回到原点。出于可揣测的目的，一座“暴风骤雨纪念馆”在这里矗立起来，孩子们在这里接受“忆苦思甜”教育。一位当年的农民的评论充满睿智：“既然又回到原点，这个纪念馆的意义也就被冲淡了。但毕竟这也是一段历史吧。”
是的，这是我们的历史，纪念馆也不失为好的纪念方式，但纪念馆里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解说，是否会有新的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