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状态

“你在电视上会看到黑人和黑人之间用 N-Word 互相称呼，但你不可以用这个词。” 超市里的收银员指着墙上的种族歧视词纸条对主人公 Omar 说。对于文化和身份限定较强的敏感话题，人们似乎都会有类似的限定，在这个话题上你的身份是否给予了你足够的发言权。而对于难民这一议题，导演/编剧 Ben Sharrock 的苏格兰白人身份很难不让人心生质疑。但了解过导演本人的经历和叙事动机后不难发现，他也是时常处于这种边缘状态的“自己人”。

本科专攻阿拉伯语与国际政治专业， Ben Sharrock 曾在叙利亚有一年的留学经历，那一年正好是叙利亚内战的前一年。期间，由于加入了大马士革的一支英式橄榄球球队，还去过黎巴嫩等地比赛，毕业论文写的也是有关阿拉伯和穆斯林在美国电影电视中的呈现。之后在电影学院就读期间更是有过在阿尔及利亚萨拉威难民营取材的经历。他与在中东认识的朋友他一直保持着联系、熟悉他们的处境，也更能发觉现有的许多影视作品中那种一边在妖魔化难民问题一边在宣扬圣母式的虚假同情的极端视角，而这两者在他看来都是缺乏人性的标签式处理。他想让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讲述难民的故事，所以在他的故事里没有白人救世主，所有的镜头都聚焦在难民自身身上。

除此之外，身为英国人更为难得的一点是，导演有许多身处陌生语言环境中的生活经历。并不专业的阿拉伯语水平让他在中东国家经常处于对周遭对话似懂非懂的边缘状态；和妻子说巴斯克语的家人一起住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多年的经历，更让他置身于一种他完全听不懂的陌生语言之中。慢慢的，他开始形成一种对语言音律感的认知，所以在影片中多种语言穿插并没有任何衔接但毫不生硬，观众也能通过不同语言和口音的音律形成一种对各种文化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声音印象。

不过能拍出影片最终的效果，导演还是努力做了不少功课的。他说写剧本的这漫长的一年半时间近乎是在完成一份学术调查，许多相关度较高的内容都是询问过有相关背景的人之后才敲定的。比如影片开头让全片迅速准确定调的文化意识课就是在了解过许多挪威、德国的具体难民课程后写出来的。而这些细节上的准确性使得观察不同群体对影片的不同反应变得颇为有趣。毕竟面对类似影片中英语课程的低智设计、对老友记剧情的激烈讨论、来自青少年的直白歧视、和邻居老奶奶警惕的眼神，本地观众和外来移民的理解与共鸣不可能对等，这些让全场发笑的荒谬元素许多我都亲身经历过。所幸导演对这一点相当清楚，在被问及选择喜剧的基调来讲述难民问题是否会不安时，导演回答说，“当然，但当你真正接触过这些程序后就会发现，荒唐简直是其中最普遍的元素。德国的难民课程甚至包含如何和搭讪当地姑娘的内容。” 也正因如此，他一开始就想好要通过幽默和荒谬的路径达成对难民安置问题更人性化的叙事。而这部电影在中东地区的反响也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影片在开罗国际电影节上斩获诸多奖项，埃及裔主演 Amir El-Masry 在台上打给因疫情困在西班牙的导演让他看到台下的喝彩。

和以往更广泛意义上的 移民/难民/他者 类影片不同的另一点是，主人公这次的身份焦虑并不在于如何融入新环境的不确定，而是对原有身份缺失的缅怀。他的国家在经历战乱、家人流离失所、哥哥更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次，主人公不是在身份认同中辗转纠结，而是在悼念自己背离的国家、家人、和身份认同。正如影片中主人公的 “好友” 阿富汗难民 Farhad 所说，“你到哪里都带着那个盒子，好像它是放着你灵魂的棺材”。导演说，他们特意去做了这个真实棺材形状的乌德琴琴盒出来。

而为了体现这种多重逝去下人物的悲伤内里与偏远小岛的冷漠疏离碰撞下的更深层次的孤独和无归属感，全片几乎只有远景和特写两种景别。完全略过全景和中景的过度，就更凸显得每一次近景脸部特写的视觉效果。也因为这样的摄像机镜头选择，导致每次拍近景时镜头都是完全怼在演员脸上，甚至有好几次演员的脸根本就已经圈在遮光罩里面了。这种镜头的使用是在开拍前就成型的思路，所以在选角时导演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一张什么样的脸。在寻找过许多叙利亚背景演员未果之后，导演在网上看到了 Amir El-Masry《夜班经理》中的一张图，即刻认定这就是自己想要的演员，晚上躺在床上入睡前脑子都是幻想着这张脸在演绎自己的故事。在拍摄过程中，这种近距离更让演员每一个动作都无限放大，所以导演总是一再要求演员减掉多余的动作，通过细微到静止的面部表情来传达强烈涌动的内在情绪。“就像 Buster Keaton 一样”，两人终于就所追求的效果达成了非常具体形象的共识，“Buster Keaton” 也成为了这部电影独特的片场指令。

当然，影片也存在许多生硬和刻意的处理，比如有些远景构图、不同配乐的衔接、最后的画幅变化。但作为第二部长篇作品，能够用自己的电影审美讲述出自己真正在生活中感受到、体会过的故事，能找到一个自己作为讲述者的正当身份，比更加成熟的技巧或更加成型的个人风格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