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

很难说看完（准确地说是灵魂漫游（当然不是舍斯托夫那种））这部片子之后，我对基督教（东正教）有了怎样新的感受，到底是增添了崇敬还是增添了反感甚至厌恶，但就老塔这部片子和东正教的贴合程度来说大概是做到了极致，没有更多的语言以及手法，有的只是静默、肃穆以及沉郁，加上意料之内的爆发，与我所阅读过的俄罗斯小说中如出一辙：《死屋手记》中通篇战战兢兢的叙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连篇累牍的宗教性的独白（如佐西马长老的独白和阿廖沙的内心戏），《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与索尼娅的对话，《日瓦戈医生》中日瓦戈的心理描写等等，显然俄国人已经将东正教代入了自己的思想，真正地以一种虔诚的方式去生活，即使纵欲也会在痛苦中向上帝忏悔（如德米特里），而在信仰受到啮噬之时会绝望并以绝望的姿态抗争（如阿辽沙在听闻佐西马长老的尸体腐烂后的精神冲突），但最后或是得到救赎，如拉斯科尔尼科夫一般走向有光的彼岸，或是自甘堕落，如伊万卡拉马佐夫一般在无神论的自我辩驳中终归疯癫，或是于极度痛苦与怀疑之中献出珍爱之物，如约伯被夺取一切以承受上帝的考验，又如亚伯拉罕献祭自己的骨血以证明自己的虔诚，再如《牺牲》中的亚历山大烧毁自己的木屋，献出尘世的理智，将生活与精神全部作为牺牲品以献祭，只留下残缺的生命给自己。

很多人为亚历山大而感动，甚至震撼与崇敬，因为据说亚历山大是塔科夫斯基电影中典型的“圣愚”形象，是一种以疯癫的外在形象去告谕世人何为真理，如何践行教义。亚历山大是一个虔诚的凡人，难以通过普世的方式捱过这次苦难，普通的祈祷已经无法安定他的心灵：

亚历山大在影片前半段时一直自言自语，其中有说到：

“那么，为什么说话？要是某些人愿意停止说话，而去做些实际的行动，至少试一下……”

亚历山大对当时世人与社会的堕落感到绝望，他说：

“或者说我们的文明，完全就是垃圾，我的孩子……”

宗教的真谛在于践行，以实际行动去创造奇迹，所谓神迹也是建立在看似无意义的行为举动上的，或是每天清晨给一棵枯树浇水，或是死亡。而亚历山大口中社会的“在物质和精神上的不协调性，一种可怕的不平衡”便是建立在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安逸的贪恋上，口中诵着教义，而内心则充斥着轻蔑或是怖惧。

亚历山大在剧中的形象很简单，也很复杂，显然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又表现得毫不稳重，神神叨叨而缺乏风度，甚至透露出幼稚，很难让人产生好感，但这恰恰也是切合了亚历山大对“智慧”即神学真谛的认知：

“啊，智慧，一种精神，深邃与幼稚相结合……”

此时与其说是幼稚，不如说是真诚。或许人们把“不相信奇迹与真爱”翻译为成熟，那么亚历山大确实称得上幼稚。

在《苏联的心灵》中，以赛亚伯林把这种精神通过帕斯捷尔纳克展现出来：“他的语言之所以更有感染力，是因为它包含着在西方早就消失了的某种传统的崇高气质，它让人伤感地想起什么才是真正的伟人。”伯林把这种献身精神称作一种“道德勇气”。

记得尼采在他那本《人性的，太人性的》中不无挖苦地说道：

要是有选择，我们宁愿要一个大的牺牲，而不要小的牺牲：因为我们通过自我赞赏而对大的牺牲做出了自我补偿，而在小的牺牲中，我们就不可能对自己做到这一点。

但是对于亚力山大而言，或许说“自我赞赏”就显得残忍了，因为他彻底与尘世的幸福作了了断，正如黑塞笔下的悉达多，他最终的离去，岂是一点自我赞赏所能补偿的了的？或许我无需用功利论的含沙射影来为自己的软弱开脱，而姑且于彼毅行之中，感受一些神性的光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