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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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着亚历山大的救护车已经离开，骑着自行车的玛利亚已经远去，在旷远的地方，在宁静的湖边，亚历山大的儿子一个人拎着水桶，一个人为树浇灌，一个人为树垒起石块，一个人的努力和一棵树的成长，构成了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最后的孤独，但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当儿子躺在那里并仰望天空时，他在咽喉手术之后第一次说出了话：“开始的时候就是语言，为什么呢，爸爸？”

第一次说话，是对于身体疾病的消除，而这一种言说，是在仰望天空时发出的，“爸爸”更像是对上帝的言说，而“开始的时候就是语言”所对应的也是经书上的那句话“太初有道”，道成为语言本身，道成为言说的方式，儿子便完成了对于“父亲”的一次赓续，在信仰意义上更是一种奇迹的发生——在一个人的言说中，在一棵树的成长里，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就是语言”就成为塔可夫斯基关于救赎的最后一次疑问，而最后打出的“献给我的儿子，希望他拥有希望和信心”，也意味着塔可夫斯基在“儿子”身上完成了救赎，这一个关于信仰的母题终于找到了答案。

从咽喉手术不能发声，到最后完整地指向了“太初有道”的言说，亚历山大的儿子成为“牺牲”之后的唯一一个奇迹。“牺牲”而救赎，救赎而创造奇迹，塔可夫斯基显然选择是和《乡愁》不同的寻找道路，在《乡愁》中，塔可夫斯基在怀乡之情中寻找信仰的目标，这个目标便是故乡和“母亲”，这是一种返回式寻找，但是安德烈和多米尼克都已经回不去了，他们在自我神圣化的过程中完成了救赎，但最后只是一个人的演出，最后剩下的是灰烬和骨头。而在《牺牲》里，亚历山大却以“自我牺牲”的方式祈求上帝免罪于家人，“如果需要，我可以把一切都奉献给你，可以离开家，可以烧掉房子，可以成为哑巴，上帝啊，帮帮我！”最后，他的确用一把火烧掉了房子，的确被推上了救护车，的确离开了妻子、女儿，而在完成了牺牲之后，此前无法说话的儿子终于完成了“太初有道”的言说。

但是，儿子只身一人给树浇水垒石，真的是奇迹发生的一种隐喻，真的是牺牲之后的言说？电影一开始，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用了4分44秒的时间展示了达·芬奇的名作《三博士的朝拜》，从整体到局部，再到细节，一幅画事无巨细地展现出来，在故事的开头成为对《牺牲》解读的一条线索。《三博士的朝拜》取材于马太福音中的故事，耶稣降世时希律王要求三博士前往伯利恒拜访。拜访是对耶稣这一上帝之子的确认，充满了某种仪式意义，而在展示画作之后，塔可夫斯基的镜头缓缓向上，是画作之外的一棵树，是树上的浓阴，于是出现了湖边的亚历山大和儿子，亚历山大则继续着关于一棵树的神迹故事：有一个老僧侣帕姆维种下了一棵树，他的门徒约翰·科洛甫为了让它快快长大，每天拎着水爬上山给树浇水，晚上又回来，三年之后，树终于开出了花。

用三年的努力，让一棵树开出了花，这当然是一种奇迹，而门徒之所以能创造这个奇迹，就在于内心坚信上帝的力量，而上帝的力量也最终变成了奇迹。亚历山大以这个故事教育儿子，似乎在解说着虔诚和奇迹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又在这里设置了另一种可能：“有时候，我曾想，人们做同样的事，就像确定的仪式，但有些东西会变成另外的东西。”年轻僧侣每天拎水浇树，就是在做同样的事，这件事便成为了他“确定的仪式”，但是当亚历山大在转折的语气中说出了“另外的东西”，似乎在否定这种被确定成仪式的奇迹，或者在他看来，“另外的东西”比奇迹更为重要。

“另外的东西”到底是指什么？看到另外东西的意义，首先是对仪式的质疑。作为著名的记者、戏剧演员和文学评论家，亚历山大这一天正好迎来自己50岁的生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牺牲”的一天正好是他审视仪式虚无性的一天。除了亚历山大和儿子之外，家里还有妻子阿黛拉伊德、女儿玛尔塔、朋友维克多、邮递员奥托和仆人茱莉亚、玛丽娅等，他们在这一天中多次谈到了仪式。当亚历山大回到家中翻开杂志，里面是达芬奇的画作，他感慨了一句：“人们已经丧失了一切，连祈祷也不会了。”祈祷当然是仪式之一种，当丧失了祈祷，就丧失了仪式感，但是亚历山大在质疑仪式的时候为什么又要挽留仪式？奥托用自行车带来一个盒子，里面装着的是一幅17世纪的欧洲地图，这是一张珍贵的地图，奥托就是将它送给亚历山大作为礼物的，“礼物象征着一种牺牲。”奥托如此解说这份礼物，当礼物成为一种仪式上的牺牲，17世纪的欧洲地图也取消了作为历史见证物的意义；亚历山大对于地图，说了一句：“世界像地图就好了。”言下之意，世界应该如地图一样不再发生变化，它被禁锢在历史之中，以此他说到了蟑螂，“一直围着盘子转的蟑螂，自以为是对着它前面的既定目标在爬。”盘子在转动，蟑螂在注目，真正转动的是盘子，而蟑螂以为自己在努力向前爬而使得盘子转动，蟑螂误读了世界的转动，亚历山大希望人不要像蟑螂一样，而不要像蟑螂一样，就会像禁锢在历史中的地图一样，而维克多却说：“蟑螂是一种礼仪。”又把仪式变成了“确定”的存在。

祈祷是仪式，礼物是牺牲，蟑螂是礼仪，在亚历山大50岁生日时，这一切组成了仪式的世界，他们都在“确定”的世界里丧失了可能性，而亚历山大给儿子说起僧侣的故事，分明是在寻找“另外的事”，在仪式不断出现时，“另外的事”也开始凸显出来。对仪式这一确定的事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对上帝逻各斯的质疑，而对上帝的质疑必将会产生对人本身的思考，亚历山大在遇见奥托的时候，谈起了尼采《永恒回归》中的“白痴”，“我们在那里生活，忍受痛苦是因为我们有希望，等待着什么又让我们失望，死亡复活，忘掉过去一切又将重新开始。”这个“白痴”的意义就是打破旧秩序创造新世界，奥托显然对这个“白痴”的到来给予了某种信心，但是对于亚历山大而言，不相信上帝的仪式能产生奇迹，也不相信人的创造能改变世界，甚至他对人类的所为创造历史充满了否定：“人总是疲于奔命，防范着别人，防范着他周围的大自然。他总是强迫大自然，由此导致了一种建立在暴力、强权、恐惧和依附之上的文明。所有被人们称为技术进步的东西一向只用于生产一种标准的起居设备和发明武器以保卫权力。人们象野蛮人那样生活，使用显微镜可以象用捣锤那样……”

他否定人的创造性，是因为这种创造所建立的世界是对自然的破坏，是暴力和强权下的文明，“人把一切变成了武器。”这就是现代的症结，所以在和儿子一起回家穿过树林的时候，亚历山大对他说：“这里这么和谐，这么宁静，这里的房子是我们自己建造的。”亚历山大也是建造者，但是他建造的世界是宁静的、和谐的，而这正是他对被现代社会破坏的自然的怀念——以前他和妻子阿黛拉伊德就经常来到这里，甚至不带地图和汽油来树林中，去河里划船，如果遇到下雨，他们会选择步行，当雨过后，太阳又会出来，“那时，我们幸福地生活着。”这是不用地图可以抵达和返回的世界，这是不用汽油等物品也可以回家的时代，这是幸福而美好的回忆。也正因为亚历山大内心有着一个淳朴的怀旧梦，所以他毕生所追求的就是真实，当记者他追求真实，作为文学评论家他以真实为理想，而在舞台上他更是展现真实的情感，“我不喜欢角色中自我我骗，现在包含了太多的不快、可悲、女性和怯弱。”

当虔诚只剩下仪式，当人的创造破坏了自然，亚历山大所追寻的真实是不是也变成了异化和虚无？亚历山大50岁生日，这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日子，这是一个远离都市的乡村世界，一切都应该是和谐的，宁静的，但是呈现出来的却是诡异的，疯狂的，神经质的，甚至是让人恐惧的——而这便是对所谓宁静、和谐和真实的最大改写。阿黛拉伊德是最为奇异的存在，当亚历山大和儿子在树林里的时候，他和维克多坐着汽车到来，感觉她和维克多比亚历山大走得更近，阿黛拉伊德抱起儿子，说出了“我的儿子”，亚历山大又纠正她：“是我们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之后她又和维克多一起坐车离开，只留下亚历山大和儿子步行回家；在家里，阿黛拉伊德拿着花说亚历山大出名之后放弃了一切，亚历山大解释说自己“不能忍受它”，而阿黛拉伊德情绪开始激动，她反对亚历山大说戏剧中包含了女性的东西，认为亚历山大这样说完全是和她作对，“他吸引我就是他身上展现了戏剧魅力，现在他抛弃我了。”而当广播里播出核导弹发射的消息，并声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时，阿黛拉伊德的情绪更激动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做点事情？”维克多给阿黛拉伊德打了一剂镇静剂，在片刻安静之后，她又开始大叫，“我爱着一个人却又嫁给了另一个人，这是为什么？我无时不在保护自己，人们却在欺骗我，他们说这是命中注定的……”这时候她起身吻了一下维克多。

阿黛拉伊德的激动乃至不受控制的癫狂，似乎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受害者，而她的表现多少也是一种虚伪，这是对真实的背叛：她和维克多，维克多和玛尔塔之间总有些隐藏的东西。而亚历山大呢？他所说的真实是不是真的让他坦荡？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消息播报出来，在他看来，这是人破坏世界的一种极端表现，在这样一种毁灭性的危机面前，他站出来成为了一名救赎者：“上帝，请你让我们免遭不幸，让孩子、妻子、维克多免遭死亡……”救赎而牺牲，就是让自己失去一切，包括言语的能力。但是这似乎是一场梦，一场自己跌倒而受伤的梦，但是当他爬起来，见到了玻璃门外的奥托，奥托告诉他必须去找玛利亚，“这是最后的机会，这是一个希望。这是神圣的事，她有这个权利。”奥托让她却找玛利亚，因为玛利亚诗歌巫婆，这似乎陷入了某种悖反：一个巫婆如何能做出神圣的事？

亚历山大骑上了奥托的那辆自行车，躲开了家人从事着神圣的事，却在半路掉进了水坑，在起身想要放弃时他却决定继续，于是他敲响了玛利亚的门，玛利亚的巫婆身份的确开始了这一件神圣之事：门口走过一群羊，玛利亚让亚历山大洗干净了手，在钟敲响三点的时候玛利亚听到亚历山大对自己说：“爱我，救我，救救我们大家。”那时的亚历山大拿着从维克多包里取出的枪对准自己，玛利亚让他免除了了自杀式的牺牲，“我知道她是一个残酷的女人，她欺负你了？”玛利亚脱去了自己的衣服，然后安慰亚历山大，并让他和自己同床——在那张漂浮在空中的床上，亚历山大和玛利亚完成了救赎。但那依旧是一个梦，梦中出现了街上奔跑的人，出现了汽车，出现了倒影中的楼，在一声声“不”的喊叫声中，亚历山大才从梦中醒来。

奥托作为向导，玛利亚作为救赎者，在亚历山大的世界里完成的这一幕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梦无法实现，就是在于亚历山大自己也偏离了真实，阿黛拉伊德在他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残酷的女人，就像一场演出，戏剧角色中包含了“女性”，它是不快，是可悲，是怯弱，而亚历山大自己呢？关于日本，关于日本音乐，关于儿子前世是个日本人的种种，似乎都在传递着一种现实之外的存在，它是隐秘的，它构筑了亚历山大对于真实的背叛。而真正让亚历山大无法走出困境的，却是言说，他指责强权和暴力，指责人变成了一种武器，就是指责言说，“所有人都在夸夸其谈，我们应该停止高谈阔论去做点什么。”这是他为人类指明的一条道路，但是他自己却陷在了夸夸其谈的虚妄之中。

从树旁对儿子说起僧侣和门徒浇水的故事，亚历山大一直在儿子面前喃喃自语，他在树林中迷路了，他便说：“人类已经误入了歧途。”维克多和他打招呼时，他还在和儿子说：“人一旦认识了自己，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害怕，他什么都怕，动物，雷雨和黑暗。”两个人步行的时候，他又说：“别怕，死亡是不存在的，对死亡恐惧是很吓人的。”他在言说，一直在言说，独自在言说，“太初有道，哎，你却默默无闻。”这里很明显，亚历山大把自己当初是言说者，是一个“父亲”，当他作为言说者站在沉默者的对立面时，这样的言说是不是变成了空无？当他说到人类把一切当成了武器时才意识到是在自言自语，“为什么我在说话？废话！废话！”言说变成了废话，这是亚历山大对自我言说的否定，对自我神话的消解。但是亚历山大在回到房子里之后，当他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中要成为牺牲者，无疑也是高高在上的一种言说，而这样的言说就一种不真实，它制造了假象，它也破坏了自然，就像奥托收集的那些“无法解释却真实的事件”，就像玛利亚给他讲述被修剪的花园的故事一样，一个母亲只认得18岁但已经死去的儿子，一座花园永远失去了最自然的魅力，一切的罪责都在于不真实的言说，都在于不尊重自我的创造，都在于奇迹的异化。

亚历山大祈求将他作为牺牲者的上帝没有出现，当他最终点燃了房子，让一场大火毁灭了一切，是让家置于一场火刑中，上帝不是审判者，自己才是；上帝没有在仪式中让自己牺牲，自我牺牲才是唯一的路：房子变成了灰烬，家不复存在，而亚历山大也失去了言说的可能：他被救护车拉走，从此变成了纵火的精神病患者——一种新旧的交替出现，父亲之于儿子，疾病之于康复，牺牲之于奇迹，经文之于现实，以及沉默的言说之于“太初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