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

比起剧情和故事，还是更感慨2019年台湾就已经在讲这样的故事，能上这样的故事了。而现在，2024年了，繁花里美玲饭店金老板对服务员说的一句“叫老公”，要被改成“叫宝贝”。

并不是给对岸贴金，每一集的片头，社会新闻的背后，导演都会加上一段网民的留言闪回，对岸的舆论环境并不比此处好多少。但有偏见，就把不同处境的视角搬上台面，相信看这部剧的人没有一个人不会被第五集结束吴慷仁的流泪独白震撼。这种震撼并不源于对他表达的内容的认同，而是看到一个不被常规社会环境所理解的身份，爆发性的吐露心声，展示另一个视角的震撼。这种震撼随着剧中视角的切换比比皆是。法律、道德、民意、人权、舆论、流量、媒体，和人。加害者犯罪的动因和被害者的创伤后生活处境、精障患者的困境、理想主义者如何在现实中碰壁，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在面对同一件事时的视角和处理方式……

最后一幕，当精障医生和法服律师再次站在不同持方各自为阵，奔赴同一个战场，看着他们的背影不由从热血中生出一种安全感。

正是因为不同职业的人们怀揣自己对于本职的操守和原则，不断碰撞和磨合，才会将制度推向更完善的方向。

这部确实也有些过于理想化的情节，不是每一个加害者家属都能被原谅，每一个精障患者都能恢复基本生活自理，每一段婚姻都能修复裂痕，每一个为了理想奋斗的穷小子都能遇上家底殷实的解语花妻子。这些情节都是我们的期望，但导演在这部剧里明确的展现了困境和困境的成因，有时候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就是改善问题的开始。

文艺作品不应被社会制度审视掣肘，文艺作品应该推进社会制度的进步。